7月29日，山东省沂南县孙祖镇六里沟村刘乃堂､联合村殷相平､书堂村高会杰3位盲人和家属诉孙祖镇镇政府违法收取盲人和其他残疾人税费一案，公开开庭审理。
一次不同寻常的开庭
上午不到8点，热气袭人，人们刚走几步就汗流浃背。来自沂蒙山区7县3区的近百位盲人和残疾人家属不顾天气炎热，早已聚集在了沂南县人民法院的大门口，等候旁听这3个关系到众多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案件的审理过程。
虽然3位原告来自不同的村庄，但第一被告都是沂南县孙祖镇人民政府。因此，3个案子安排在同一个审判庭先后审理。只有70余个座位的法院第二审判庭内座无虚席，有些没有座位的人只好站在门口和走廊里。
直到9点开庭，不仅孙祖镇政府，就连作为第二被告的3个村委会也无一到庭应诉。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席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坐在原告席上的是3位原告共同的代理人――被新闻媒体称为“赤脚律师”的农民李志增和轮流上阵的原告。
两个多小时的庭审，由於被告缺席，有些证据需要进一步调查，没能当庭判决，但庭审中审判长说明了《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减免税费的有关规定和税收法规中关於税费减免的程序，旁听席上的人们听得聚精会神。对於几乎没有文化知识的盲人来说，这是一堂难得的法制课。
一位来自费县的盲人说：“在残疾人当中，我们盲人就业､生活最为困难。城里的盲人还可以做些推拿按摩工作，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农村的，除了一小部份走街串巷占卜算卦为生，多数靠别人养活，不仅得不到当地政府经济上的帮助，还要承担著各种税费和名目繁多的集资。通过旁听这起官司，才知道国家早已为我们制定了《残疾人保障法》，并且规定残疾人没有任何社会负担，走了100多里的路不冤枉。”
刘乃堂告诉记者：“我双目失明前只上过几天的小学，学会了算命后，整天风吹日晒挣的一点钱还不够缴村提留､农业税和各种集资的。后来听说我国1991年就已实施的《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残疾人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应承担社会负担，就从邻村一个残疾人那里拿来一本《残疾人保障法》找到村干部说，按国家法律规定我不应缴这个钱，但村干部不管法不法的，还是硬让我把钱如数缴上了。我想讨回公道，可自己没文化，不知道怎么办。“听说上过大学的盲人陈光诚不断在帮助残疾人维权，就找到了他，在他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才决定通过法律维护合法权益，我想通过打官司为我们农村残疾人争回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我提起诉讼后，镇政府很快就变更了行政行为，2001年缴纳的统筹提留､土地承包费､义务工集资等247．58元决定退还给我。”
为残疾人点燃法律的灯
在法庭的旁听席上，记者见到了多年来为残疾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为成立一个专门维护农村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组织机构不停地在奔波，并因此上了美国《新闻周刊》封面的陈光诚。
今年31岁的陈光诚出生在山东省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第五。陈光诚刚出生时是个健康､可爱的孩子，1岁时一场高烧烧坏了他的眼神经。起初模模糊糊的还有点视力，没想到妈妈带他到离家最近的一家医院诊治后，吃过医生开的药，两只眼睛就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后来，跟随父母到田地里又被树枝戳破了眼球，从此他的眼睛再也没有了救治的可能。
17岁那年，陈光诚进入刚刚建成的临沂盲校读小学，毕业后又到青岛盲校上了两年中专，不久后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考取了南京中医药大学。
在大学期间，他在学好推拿按摩专业课的同时，对本来可有可无的法学课特别感兴趣。当时仅有的盲文本《残疾人保障法》和《婚姻法》让他爱不释手，学习起来比专业课还起劲。
据统计，我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其中盲人就占900余万。在残疾人中受过教育的人为数不多，像陈光诚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残盲人更是凤毛麟角。如果陈光诚靠大学所学的推拿按摩专业做个按摩医生应该是衣食无懮的，但他几年来一直在筹划著成立一个残疾人维权中心，运用法律知识去帮助那些对《残疾人保障法》一无所知的残疾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为成立这样一个公益性的民间组织机构，陈光诚多次奔波於沂南县和北京之间，有关部门也都认为这是件好事，值得鼓励和发扬，但因为找不到挂靠单位而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后来，陈光诚又想到工商部门注册，可是不仅注册资金解决不了，并且作为企业登记每年还要缴纳不菲的管理费。
“我们残疾人很多连饭都吃不上，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义务为广大残疾人提供法律服务，所需经费完全靠社会捐助，缴纳工商管理费的钱从哪里来呀？”陈光诚很苦恼。
陈光诚说：“作为一个残疾人，我身边所接触的也多是残疾人，我本身和其他残疾人的遭遇让我体会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农村的残疾人处於社会底层的底层，很多合法权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尤其是《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残疾人不该承担任何社会负担，可不只我们这里，很多地方的残疾人与健康人一样要缴纳乡统筹､村提留､农业税费和各种集资，有些懂法的如果拒缴，还会遭到辱骂或殴打，我们只能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每当遇到残疾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陈光诚都鼓励并帮助当事人通过法律去解决问题。
沂南县双堠镇书堂村的高会杰，父母都是盲人，两个孩子婴儿瘫，一家4口残疾，镇政府非但不给予照顾，各种费用也不给减免。高会杰找到陈光诚后，陈光诚不仅找人为高会杰写了诉状，还让当地的“赤脚律师”李志增义务担当了高会杰案件的代理人。虽然案件还没有判决，但在孙祖镇镇政府给法院的答辩状中已经减免了高会杰父亲､女儿和儿子2000年､2001年的乡统筹村提留。
陈光诚面带微笑地告诉记者，我们诉讼的目的是要求撤销行政行为，退还非法收取残疾人的费用，虽然法院的判决还没有作出，但镇政府已经变更了其行政行为，决定退还大部份费用，可以说我们已经赢了。尽管诉讼的花费比退回来的钱还多，可是，这证明了我们残疾人的权利和尊严是可以通过法律来保护的。
“我的眼睛全盲，不便於代理其他残疾人上法庭，主要是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收集证据，找朋友代写起诉状和代理诉讼。我们遇到的官司，由於行政诉讼居多，很多律师怕影响挣钱和得罪政府部门，一般不愿意代理，因为很多残疾人吃饭都困难，顶多承担一点律师来回的路费。如果我们的残疾人维权机构成立了，就可以募集一些善款，聘请专门的律师义务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现在，只能依靠一些法律界的朋友和本来就是农民的‘赤脚律师’艰难地进行著。”陈光诚告诉记者。
去年8月份，原代庄乡（已撤并到孙祖镇）政府到代庄村清理尾欠款，夫妻都是聋哑人的村民李遵才了解到残疾人可以减免税费，就不愿意缴。一个村干部把他叫到办公室，几个人将他打了一顿，当时头部鼓起了两个大包，后来经医院检查为脑震荡。
记者前去采访时，陈光诚和当地最出名的“赤脚律师”李志增正在为李遵才整理有关的证据，准备将打人的乡村干部推上被告席。
“赤脚律师”义务打官司
“通过代理几起残疾人的官司，真切地感受到残疾人生活的不易，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做人的尊严应该受到政府和我们这些健康的人保护。”“赤脚律师”李志增说。
今年42岁的李志增是蒙阴县垛庄镇的一个农民，高中毕业后，由於自己的一场官司，让他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不是律师，但当地的很多人都称其为“李律师”。
那是1991年的时候，李志增所在的垛庄镇桑园村由大村分成小村，一部份村民愿意自己组成一个村庄，将山林承包费交给李志增等9户公推的村民暂时保管。村干部跟这9户人家打起民事官司，李志增等2人到庭应诉，结果，法庭以“侵占集体财产”为由，对李志增司法拘留了15天。
对此，李志增不服：“明明走的是民事诉讼程序，怎么变成拘留了呢？就算是侵占，那一点数目也够不上处罚底限。再说总共9户人家，就因为到庭次数多而单罚我一个吗？”在拘留所呆了一周，李志增向临沂市中院递交了复议申请。当天下午，中院要求县法院放人。
尝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好处，李志增觉得应该多学法。平时看报翻到结合案例讲解法律知识的内容，就剪下来反复阅读，他还买来了民事和行政诉讼方面的书。1995年，李志增又花几百元报名参加了一个律师函授大专班。
从1993年开始，有村民打官司求李志增帮忙。李志增从帮写诉状，到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诉讼，渐渐地，找上门来要求帮助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农忙的季节也不会间断。10年来，李志增已经记不清到底为附近农民义务代理了多少起官司。
仅在桑园村，与李志增一样被称为“律师”的还有王学福､王学成兄弟，兄弟俩的法律知识是在王学福不断的土地官司中积累的。
54岁的王学福说：“咱们沂蒙山人，只要有饭吃､有房住，就不愿意招惹别人，更别说去招惹政府干部了。要闹到跟别人打官司，那都是给逼得没有办法了。农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没多少法律知识，咱们不帮他们，还有谁帮他们？”
替村民打官司，兄弟俩都是义务的。“别说是乡里乡亲磨不开，就是素不相识，人家一肚子冤屈跑来，不帮忙说不过去，还提什么钱不钱呢？农民打一场官司不容易啊！有的一辈子没见过法庭什么样，开庭前一晚紧张得不敢睡觉，半夜两点就爬起来朝县城赶。”
李志增也承认：“官司赢了，有的当事人会给我100元､200元。人家割点肉､拎瓶酒来家了，有时也收下。”
由於桑园村位於蒙阴､沂南､费县交界的地方，“赤脚律师”们经常带著当事人奔波在三县之间，有时也去沂水县和临沂市。没买三轮农用车时，李志增一般骑车到镇上，再乘公共汽车去出庭。晚上没车了，就到公路去搭过路货车。最忙的时候，李志增一个星期要到县法院出6回庭。
在农村，除了一些民事纠纷，李志增､王学福､王学成代理的土地､农民负担方面的行政官司居多。采访中，他们告诉记者：“过去农村各地风行的两田制已被中央下文制止，从今年开始，多数省份实行了税费改革，农民负担的问题也告一段落。自从认识了盲人陈光诚之后，找上门来要求帮助打官司的残疾人接连不断。我们希望陈光诚的残疾人维权中心早日能够成立，让我们这些‘赤脚律师’也为残疾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天讯在线
2002-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