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人”大战持续升温 “用工荒”奏响产业转型序曲
“浙江用工缺口700万”、“广东缺口100万”，2011年沿海省份的“用工荒”再次升级。不仅沿海省份出现用工缺口，连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也出现了25万的用工缺口。为争取更多劳动力，沿海省份和劳动力输出大省甚至上演了劳动力争夺战。
从2004年第一次出现“用工荒”，到如今“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正在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来看，“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人口红利将在“十二五”期间完全消失，“用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用工荒”全面升级
从金融危机时便频频见诸报端的“用工荒”似乎并没有“昙花一现”。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其监测的101个城市中，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7，已经超过2007—2008年0.98的历史高点。
沿海省份无疑是“用工荒”的重灾区。江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的信息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求人倍率为1.22,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增加0.08，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0.09。即便是作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第一季度全省求人倍率也达到了1.2。
“用工荒”不仅仅是用工的短缺，其结构性的问题也更加凸显。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工和技工成为最难招的工种。
普工是“用工荒”当中缺口最大的工种。嘉顺针织厂副总经理林小宁对记者说，现在普工不太好招，几乎很少人来询问这方面的信息。虽然给出的工资已经比较可观，但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些比较辛苦的传统行业。
不仅普工难招，技工也越来越难求。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各技术等级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29、2.19、1.89。
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析，该省用工短缺呈现出扩散化、常态化趋势，企业缺工类型从技工短缺向普工、技工双短缺转变；缺工行业从制造业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扩展。
叠加因素导致“用工荒”
在劳动力供给增量减速之后，中国经济要面临的将是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劳动力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彻底消失。
目前，中国劳动力总量尽管还没有从富余向短缺过渡，但由于劳动力供给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速，“用工荒”开始出现并不断升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用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速所造成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每年平均增速约为1%，但同时，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蔡昉说。
伴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速减少的，还有一系列经济结构变化。数据显示，2010年GDP“万亿俱乐部”成员已扩充到17个，其中，中西部地区增长强劲，占有10席，而东部仅占7席。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东部快速增长、中西部滞后发展”的阶段，这使得众多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开始需要大量劳动力，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抢人”现象屡见不鲜。
物价走势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由于农产品价格近些年来持续上涨，加上农业税取消，农民务农收益较过去有所增加。但与此同时，正是在农产品价格的推动下，物价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加上房价在2005年以后一路飙涨，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受户籍制度制约，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居民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别待遇。在农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的对比下，越来越多农民选择在家务农，而不是背井离乡去当农民工。
转型升级为根本出路
伴随着“用工荒”的是涨薪潮。工信部近日发布的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显示，继2010年30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幅度达到22.8%）后，今年又有北京、重庆、江苏、广东等19个省市再次较大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力报酬普遍上涨，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在今年的“用工荒”中，最先波及的无疑是中小企业。据民建中央的调查，超过90％的受访珠三角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企业提高员工待遇，从而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靠临时性涨工资是不够的，改善“用工荒”的核心在企业。中小企业解决“用工荒”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强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升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此现象。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50%，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为此，日本采取扩大设备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予以破解。
蔡昉说，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是工资持续上涨，2003年开始就是如此。如果将农业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列出来，会发现它的上涨速度甚至更快，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平均每年涨幅高达20%以上。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不能靠人口政策调整。即使现在放开生育限制，我们也不可能扭转老龄化趋势；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蔡昉说。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用工荒”问题的日益突出意味着这一发展优势正在逐步消失。“用工荒”拐点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正是倒逼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力量。
珠三角：三大行业“用工荒”最严重
“用工荒”问题是珠三角地区多数企业面临的“通病”，而且这一通病呈愈加严重之势，所缺乏的员工层次也正逐年上升。根据调查，目前，珠三角地区电器制造、机械加工、服装制鞋三大行业面临的“用工荒”最为严重。
“年初招进了80多个40—50岁之间的临时工，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根本不认识字。”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富崴厂工程师张定立的团队近日刚刚研发出一款新产品，却由于缺少工人迟迟未能上线。
张定立向记者介绍说，2011年春节以来，其所在工厂就处于严重缺工状态，一些本来需要上线出货的产品因为招不到作业员而处于停线状态。
深圳市宝安区某电子厂经理王小波面临同样难题，“最近工厂订单逐渐增多，公司也有意招人扩大生产，但来了一拨人做了没多久就又回去了。”
走在深圳龙华富士康等工厂聚集区，招工的宣传单和横幅随处可见，甚至连不少餐馆门口都挂出了招聘启事。
除东莞富崴这样的中小企业之外，珠三角地区不少知名上市公司也难以在“用工荒”中独善其身。多家上市公司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在这场缺工大潮之下，公司同样面临着用工困扰。
珠海某上市公司董秘告诉记者，不少沿海企业内迁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内地工资以及员工生活水平逐年上涨，加上方便照顾家庭，相当一部分务工人员选择就近就业，而且企业面临的用工缺口也从普工逐渐向技术型人才蔓延。
“毫无疑问，‘用工荒’时代已到来”，广州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副总裁倪龙腾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往的“用工荒”更多是季节性的，今年从总量、各层次上普遍出现“用工荒”。
倪龙腾认为，近年来缺工倒逼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但转型之后依然缺工，且缺高技能人才，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制造、加工、纺织等行业面临的用工荒问题最为严重。不过，他同时分析，随着春节导致的人口流动逐渐稳定，加上企业自身调节，短期内“用工荒”问题有望暂时企稳。
“‘用工荒’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方某大型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陈亮分析，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回暖，企业订单增多，用工缺口显现，加上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就业空间增大，而珠三角地区薪酬待遇缺乏竞争力，多重原因叠加使得珠三角企业招人更难。
倪龙腾分析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家庭，对幸福感有了更多的追求。他认为，要吸引人才，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员工对幸福感的诉求。改善员工收入情况，给予员工更多关怀，对家庭、小孩等都要考虑，对员工的培训发展要有投入。此外，还应从提升管理、提高机械化等方面来解决“用工荒”问题。
温州：“三荒两高”残酷淘汰低端制造业
“低、小、散”的温州制造业数年前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只是今年，面对劳动力短缺、经营成本高，企业经营的艰难程度更为突出。研究温州经济模式的人士认为，“三荒两高”一方面残酷地淘汰温州的低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将加速推动温州经济模式发生变革。如能对温州特殊的金融环境进行规范和改善，“去制造业”未尝不可。
制造业难以为继
“今年接到的订单挺多的，但是没人肯做了。”温州一家中型服装企业负责人叶先生向记者抱怨到，他原本今年打算招1000个工人，平均工资定在1800—2500元，而且公司还提供宿舍、伙食和休假等员工福利。结果前来报名人数只有200个不到，真正留下来上班的只有100多个人。为了完成订单，只好又将大部分订单转给其他企业加工。叶先生表示，服装加工的利润率不高，靠数量取胜。没有工人，产量上不去。同时，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较去年又增加了2—3成。估计今年很可能白忙一场。
叶先生的企业并不是个例。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数据显示，温州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并不低。2010年同期所有工种的月平均工资1548.09元，2011年2月已上升至1810.24元，平均工资与201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6.93%。但前往该中心登记求职的务工人员从2001年的51万余人下降到2009年的18万人左右，2010年只有12万人，预计今年温州的用工缺口将超过20万人。
根据多位温州民营企业经营者分析，随着产业西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就近打工。来温州务工的人员数量明显下降，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年轻务工人员对传统制造业不感兴趣，宁可放弃较高的收入也要选择相对轻松的工种，又造成了结构性的“用工荒”。由于“用工荒”形势越来越严峻，再加上土地成本等经营成本远高于内地省份，一部分温州企业已经选择向内地省份迁移。而规模较小的制造企业如不转型迟早将被市场淘汰。因此，业内人士预计，温州本地的制造业规模将不断萎缩。
“去制造业”的正面意义
基于前述判断，2003年起温州企业家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已产生了严重的信心不足。原先积累的资本从实业流出，用于炒作房地产、资源性商品等，企业依然维持着10年前的规模。这种现象被研究人士定义为“产业空心化”、“去制造业化”。对于这种现象，大多数专业人士表示担忧。
不过，记者与研究温州经济及政策的人士交流时，却听到了不同的观点。一位温州市经济研究人士认为，温州缺少发展制造业的各种生产要素，例如土地供应不足，缺少国家层面的产业发展政策，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结构调整难度极大。但从另一方面看，温州民间资本充裕，缺少投资渠道和平台。不如适当发展相应的平台，例如股权转让、风险投资，让资本进入到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升级。该人士还以股神巴菲特家乡奥马哈为例，表示如有适当的政策引导扶持，温州有望成为中国的“奥马哈”。
人口红利或于2013年消失
对于长期生活在“最不缺人”的国家的人们来说，“用工荒”这个词一度十分新鲜，以至于2004年沿海地区第一次出现“用工荒”时，不少人还惊呼不可思议，专家学者也一直在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即将到来。
但到了2011年的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在“十二五”期间消失。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对本报记者说，“十二五”期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点，然后缓慢下行。
与之相对应，人口红利也将在“十二五”时期彻底消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判断，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2013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抚养比上升。到那时，人口红利将消失。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15—59岁人口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
按此计算，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为0.34左右，仍处于1964年以来的下降通道。但这种下降态势只能持续到2013年左右。在2013年之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比，使得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
在人口学上，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0—1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之比。人口学规律显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依次经历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这一人口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
蔡昉强调，不是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下降或上升）决定了人口红利。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基础的，它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
人口红利消失将使得劳动力短缺更加严重。蔡昉预测，到2015年，农村的负增量与城市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为零，之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也认为，剩余劳动力原来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非常明显，而且是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在迅速增加。
“浙江用工缺口700万”、“广东缺口100万”，2011年沿海省份的“用工荒”再次升级。不仅沿海省份出现用工缺口，连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也出现了25万的用工缺口。为争取更多劳动力，沿海省份和劳动力输出大省甚至上演了劳动力争夺战。
从2004年第一次出现“用工荒”，到如今“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正在深刻影响中国经济。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来看，“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人口红利将在“十二五”期间完全消失，“用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用工荒”全面升级
从金融危机时便频频见诸报端的“用工荒”似乎并没有“昙花一现”。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其监测的101个城市中，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7，已经超过2007—2008年0.98的历史高点。
沿海省份无疑是“用工荒”的重灾区。江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的信息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求人倍率为1.22,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增加0.08，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0.09。即便是作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第一季度全省求人倍率也达到了1.2。
“用工荒”不仅仅是用工的短缺，其结构性的问题也更加凸显。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工和技工成为最难招的工种。
普工是“用工荒”当中缺口最大的工种。嘉顺针织厂副总经理林小宁对记者说，现在普工不太好招，几乎很少人来询问这方面的信息。虽然给出的工资已经比较可观，但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些比较辛苦的传统行业。
不仅普工难招，技工也越来越难求。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各技术等级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29、2.19、1.89。
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分析，该省用工短缺呈现出扩散化、常态化趋势，企业缺工类型从技工短缺向普工、技工双短缺转变；缺工行业从制造业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扩展。
叠加因素导致“用工荒”
在劳动力供给增量减速之后，中国经济要面临的将是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劳动力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彻底消失。
目前，中国劳动力总量尽管还没有从富余向短缺过渡，但由于劳动力供给速度跟不上经济增速，“用工荒”开始出现并不断升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用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速所造成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下降，每年平均增速约为1%，但同时，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蔡昉说。
伴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速减少的，还有一系列经济结构变化。数据显示，2010年GDP“万亿俱乐部”成员已扩充到17个，其中，中西部地区增长强劲，占有10席，而东部仅占7席。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东部快速增长、中西部滞后发展”的阶段，这使得众多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开始需要大量劳动力，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抢人”现象屡见不鲜。
物价走势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由于农产品价格近些年来持续上涨，加上农业税取消，农民务农收益较过去有所增加。但与此同时，正是在农产品价格的推动下，物价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加上房价在2005年以后一路飙涨，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受户籍制度制约，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居民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别待遇。在农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的对比下，越来越多农民选择在家务农，而不是背井离乡去当农民工。
转型升级为根本出路
伴随着“用工荒”的是涨薪潮。工信部近日发布的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显示，继2010年30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幅度达到22.8%）后，今年又有北京、重庆、江苏、广东等19个省市再次较大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力报酬普遍上涨，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在今年的“用工荒”中，最先波及的无疑是中小企业。据民建中央的调查，超过90％的受访珠三角企业表示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迫使企业提高员工待遇，从而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靠临时性涨工资是不够的，改善“用工荒”的核心在企业。中小企业解决“用工荒”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强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升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此现象。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50%，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为此，日本采取扩大设备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予以破解。
蔡昉说，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旧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短缺的结果是工资持续上涨，2003年开始就是如此。如果将农业中雇佣工人的工资列出来，会发现它的上涨速度甚至更快，剔除物价因素之后，平均每年涨幅高达20%以上。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不能靠人口政策调整。即使现在放开生育限制，我们也不可能扭转老龄化趋势；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增长。”蔡昉说。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用工荒”问题的日益突出意味着这一发展优势正在逐步消失。“用工荒”拐点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正是倒逼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力量。
珠三角：三大行业“用工荒”最严重
“用工荒”问题是珠三角地区多数企业面临的“通病”，而且这一通病呈愈加严重之势，所缺乏的员工层次也正逐年上升。根据调查，目前，珠三角地区电器制造、机械加工、服装制鞋三大行业面临的“用工荒”最为严重。
“年初招进了80多个40—50岁之间的临时工，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根本不认识字。”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富崴厂工程师张定立的团队近日刚刚研发出一款新产品，却由于缺少工人迟迟未能上线。
张定立向记者介绍说，2011年春节以来，其所在工厂就处于严重缺工状态，一些本来需要上线出货的产品因为招不到作业员而处于停线状态。
深圳市宝安区某电子厂经理王小波面临同样难题，“最近工厂订单逐渐增多，公司也有意招人扩大生产，但来了一拨人做了没多久就又回去了。”
走在深圳龙华富士康等工厂聚集区，招工的宣传单和横幅随处可见，甚至连不少餐馆门口都挂出了招聘启事。
除东莞富崴这样的中小企业之外，珠三角地区不少知名上市公司也难以在“用工荒”中独善其身。多家上市公司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在这场缺工大潮之下，公司同样面临着用工困扰。
珠海某上市公司董秘告诉记者，不少沿海企业内迁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内地工资以及员工生活水平逐年上涨，加上方便照顾家庭，相当一部分务工人员选择就近就业，而且企业面临的用工缺口也从普工逐渐向技术型人才蔓延。
“毫无疑问，‘用工荒’时代已到来”，广州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副总裁倪龙腾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以往的“用工荒”更多是季节性的，今年从总量、各层次上普遍出现“用工荒”。
倪龙腾认为，近年来缺工倒逼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但转型之后依然缺工，且缺高技能人才，按照目前情况来看，制造、加工、纺织等行业面临的用工荒问题最为严重。不过，他同时分析，随着春节导致的人口流动逐渐稳定，加上企业自身调节，短期内“用工荒”问题有望暂时企稳。
“‘用工荒’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方某大型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陈亮分析，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回暖，企业订单增多，用工缺口显现，加上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就业空间增大，而珠三角地区薪酬待遇缺乏竞争力，多重原因叠加使得珠三角企业招人更难。
倪龙腾分析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家庭，对幸福感有了更多的追求。他认为，要吸引人才，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员工对幸福感的诉求。改善员工收入情况，给予员工更多关怀，对家庭、小孩等都要考虑，对员工的培训发展要有投入。此外，还应从提升管理、提高机械化等方面来解决“用工荒”问题。
温州：“三荒两高”残酷淘汰低端制造业
“低、小、散”的温州制造业数年前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只是今年，面对劳动力短缺、经营成本高，企业经营的艰难程度更为突出。研究温州经济模式的人士认为，“三荒两高”一方面残酷地淘汰温州的低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将加速推动温州经济模式发生变革。如能对温州特殊的金融环境进行规范和改善，“去制造业”未尝不可。
制造业难以为继
“今年接到的订单挺多的，但是没人肯做了。”温州一家中型服装企业负责人叶先生向记者抱怨到，他原本今年打算招1000个工人，平均工资定在1800—2500元，而且公司还提供宿舍、伙食和休假等员工福利。结果前来报名人数只有200个不到，真正留下来上班的只有100多个人。为了完成订单，只好又将大部分订单转给其他企业加工。叶先生表示，服装加工的利润率不高，靠数量取胜。没有工人，产量上不去。同时，劳动力成本、原料成本较去年又增加了2—3成。估计今年很可能白忙一场。
叶先生的企业并不是个例。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数据显示，温州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并不低。2010年同期所有工种的月平均工资1548.09元，2011年2月已上升至1810.24元，平均工资与201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6.93%。但前往该中心登记求职的务工人员从2001年的51万余人下降到2009年的18万人左右，2010年只有12万人，预计今年温州的用工缺口将超过20万人。
根据多位温州民营企业经营者分析，随着产业西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就近打工。来温州务工的人员数量明显下降，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年轻务工人员对传统制造业不感兴趣，宁可放弃较高的收入也要选择相对轻松的工种，又造成了结构性的“用工荒”。由于“用工荒”形势越来越严峻，再加上土地成本等经营成本远高于内地省份，一部分温州企业已经选择向内地省份迁移。而规模较小的制造企业如不转型迟早将被市场淘汰。因此，业内人士预计，温州本地的制造业规模将不断萎缩。
“去制造业”的正面意义
基于前述判断，2003年起温州企业家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已产生了严重的信心不足。原先积累的资本从实业流出，用于炒作房地产、资源性商品等，企业依然维持着10年前的规模。这种现象被研究人士定义为“产业空心化”、“去制造业化”。对于这种现象，大多数专业人士表示担忧。
不过，记者与研究温州经济及政策的人士交流时，却听到了不同的观点。一位温州市经济研究人士认为，温州缺少发展制造业的各种生产要素，例如土地供应不足，缺少国家层面的产业发展政策，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结构调整难度极大。但从另一方面看，温州民间资本充裕，缺少投资渠道和平台。不如适当发展相应的平台，例如股权转让、风险投资，让资本进入到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升级。该人士还以股神巴菲特家乡奥马哈为例，表示如有适当的政策引导扶持，温州有望成为中国的“奥马哈”。
人口红利或于2013年消失
对于长期生活在“最不缺人”的国家的人们来说，“用工荒”这个词一度十分新鲜，以至于2004年沿海地区第一次出现“用工荒”时，不少人还惊呼不可思议，专家学者也一直在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即将到来。
但到了2011年的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在“十二五”期间消失。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对本报记者说，“十二五”期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点，然后缓慢下行。
与之相对应，人口红利也将在“十二五”时期彻底消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判断，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2013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抚养比上升。到那时，人口红利将消失。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15—59岁人口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
按此计算，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为0.34左右，仍处于1964年以来的下降通道。但这种下降态势只能持续到2013年左右。在2013年之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比，使得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
在人口学上，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0—1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之比。人口学规律显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依次经历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这一人口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
蔡昉强调，不是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下降或上升）决定了人口红利。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基础的，它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
人口红利消失将使得劳动力短缺更加严重。蔡昉预测，到2015年，农村的负增量与城市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为零，之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也认为，剩余劳动力原来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非常明显，而且是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在迅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