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志刚（音译）加入沃尔玛(Walmart)在湖南省常德市的分店时，他充满自豪地穿上了这家美国零售集团的红色夹克。但自从这家分店今年3月关闭以来，他就没有再穿过这件夹克，当时他和其他70名员工为争取更好的遣散待遇参与了抗议活动，并因此在没有受到正式起诉的情况下被中国警方拘留了一周时间。
他说：“在离开拘留所以后，我把自己的沃尔玛夹克脱了下来，扔进了一条沟里。我最初曾认为沃尔玛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能够给我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
沃尔玛的争端凸显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范围更广的变化，这对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或者外包生产产品的跨国企业来说，具有重大影响。工人抗议事件的数量正在上升，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人口和技术的变化趋势，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从雇主向工人倾斜。
工厂发现，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在中国找到熟练工人和管理他们都变得越来越难。工人可以通过廉价的智能手机使用社交媒体，这使他们变得更有力量，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比较不同企业开出的用工条件，以及为组织罢工动员支持力量。
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在南部广东省出口中心地区的政府担心，已成惯例的两位数工资年度涨幅，将导致制造企业将业务搬迁至其他地区或国家。“这种情况将会恶化，”一位工厂经理表示，并警告，除非政府能够找到化解工人不满情绪和罢工事件的更好方法，否则投资者将会迁出，“有些事情政府必须去做，这样我们才不会退回石器时代。”
去年，中国东部山东省的工人控制了美国固铂轮胎橡胶公司(Cooper Tire & Rubber)旗下的一家工厂，从而阻挠了一桩本可成为印度企业对美国企业最大规模收购的交易。工人们拒绝妥协，直到这家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美国企业于去年12月放弃规模高达25亿美元的出售计划。固铂事后估计，此次罢工给其造成的损失至少高达7000万美元。
三个月之后，IBM在广东省的工厂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罢工，当时有1000名工人要求在工厂被转交给中国电脑集团联想(Lenovo)之前获得补偿。联想集团曾承诺，将按同等的雇佣条款保留工人们的岗位。
今年4月，台湾制鞋企业裕元集团(Yue Yuen)又成为了由社保缴款问题引发的劳资纠纷的主角。该集团主要为阿迪达斯(Adidas)、耐克(Nike)、亚瑟士(Asics)等品牌代工生产运动鞋。劳工活动人士表示，多达4万名工人参与了裕元集团的罢工行动，据该集团估计，此次罢工至少给其造成了5800万美元的损失。
劳工抗议的增加让很多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始料未及，特别是在工人先前并未展示过自身力量的情况下。一位参与了近期一起劳资纠纷的西方管理人员表示：“工人抓住这些时机试图获取更多补偿，而且他们为此紧密团结起来。我们只能做我们所能做的，按照法律规定对待他们。”
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Baker & McKenzie)驻香港律师乔纳森•艾萨克斯(Jonathan Isaacs)表示：“毫无疑问，与兼并收购以及公司重组有关的群体性劳资纠纷正在增多。我们还看到，工人在采取这些行动时所表现出的主动性显著增强。”
劳工活动人士并不同情跨国公司。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郭展睿(Geoff Crothall)表示：“跨国企业自从进入中国以来，一直享受的是红毯待遇，现在它们终于开始看清眼前的现实，即它们不能再继续欺负工人。如果跨国企业想要关停工厂或者重整业务架构，没问题，但他们必须先和自己的员工进行协商。”中国劳工通讯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劳工权益组织。
今年25岁的席绍东（音译）就是好好利用了从IBM争取来的补偿金的工人之一，他用这笔钱在自己的家乡西安市开始了新生活，这是一个远离广东的北方城市。席绍东称：“我回到了家乡和家人团聚，还开了一间卖烟酒的小商店。我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IBM，但他们决定留在广东。”席绍东年仅18岁时就加入了这家美国电脑集团的在华工厂。
中国官员正在小心翼翼地努力平衡，他们试图保证工人得到了足够高的报酬和足够好的待遇，以尽可能减少劳工争端，同时避免加剧工厂外迁、以及这将给地方税收基础造成的压力。
过去劳工争端的数量很少，部分原因在于，如果罢工者被警察和检察机关认定为“扰乱社会秩序”，将可能面临长达五年的刑期。曾为裕元集团的工人提供咨询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人员林东，成为根据一条近期修订过的中国法律，被控涉嫌运用互联网扰乱社会秩序的第一位劳工活动人士。
工人的抗议活动还受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简称ACFTU）的压制，这是中国官方唯一认可的工会。在劳工活动人士的圈子里，中华全国总工会被普遍嘲笑为一个弱者，缺乏和企业管理层硬碰硬斗争的勇气，并且相对于维护工人权益，更看重帮助政府维护“社会和谐”。
来自北京的教授、劳动问题专家常凯表示：“中华全国总工会称其希望保护工人权益，但其同样希望支持企业发展。它同时向着两个方向使劲，并不是坚定地站在工人这一边。”常凯为沃尔玛常德店的员工提供咨询。中华全国总工会拒绝了英国《金融时报》一再提出的采访请求。
劳工争端爆发的可能性只会升高。人口变化趋势导致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在对技术要求较高的岗位，并使谈判力量对比决定性地向工人一方倾斜，这使中国工人鼓起了勇气。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自2011年达到高点以来，现已减少了590万人。虽然最低工资的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但工人们表示，工资增长赶不上生活成本的飞速上涨。
和中国的绝大多数罢工一样，参与IBM罢工行动的工人没有离开他们的厂区，以减少因扰乱公共秩序而被逮捕的风险。他们避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设在工厂的分会独立行动，并选出了20名代表。后来这些代表遭到了IBM的解雇。
技术的发展也在带来变化。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以及工人们对于微博（Weibo，中国等同于Twitter的社交平台）、QQ（一款实时聊天软件）等社交媒体的运用，使得动员组织抗议活动变得更加容易。在裕元集团罢工期间，工人们组建了数个QQ消息群，用于分享信息并协调自身行动。
甚至还有迹象显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内部存在意见分歧。沃尔玛常德店的员工抗议是由黄兴国领导的，他是该门店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分会主席。他的职务令劳工活动人士颇感激动，将其看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突破。这种情况同样也令当地政府深感担忧。
现年42岁的黄兴国是一位雄辩的演说者和富有魅力的领导者。上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约30名劳工律师、活动人士和学者于河南省登封市举行了一场聚会，黄兴国是会上最引人瞩目的演讲者。
陪同黄兴国参会的是周志刚，这位曾被拘押五天的员工将自己的红色沃尔玛夹克换成了一件亮蓝色的意大利足球夹克。黄兴国表示：“如果沃尔玛在常德妥协，常德就将成为一个示范案例，未来沃尔玛在关闭门店时将被迫支付更高的费用。我们的目的很简单：让沃尔玛明白他们犯了错误，并迫使他们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沃尔玛坚持称，关闭常德店的做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黄兴国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自己现在面临两难处境，这种情况充分体现了中国劳工运动目前所处的状态。一方面他们不能指望从常德市总工会获得大力支持，级别更高的省级或者国家级总工会就更不用提了。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和沃尔玛其他门店的工会建立联系。
和其最终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一个垂直架构的官僚组织，并不鼓励像黄兴国这样的草根分会之间横向联络。这大大减少了其他沃尔玛门店工会发起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常德同事的可能性。
黄兴国表示：“沃尔玛在中国约有400家门店，所有这些门店都有工会。但每个工会都是由当地政府主办成立的。没有一个规模更大的组织将这些工会联合起来。”
虽然黄兴国收到了来自沃尔玛其他门店工会主席的鼓励信，但却从未试图与他们协同合作——这种做法可能引发政府的强烈反应。在本月于登封举行的劳工论坛上，黄兴国表示，他收到的一份来自美国工会组织的支持声明引起了地方官员的警惕，这些官员警告他称，不要把问题“政治化”。
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在像黄兴国这样的活动人士和内部的职业官僚之间保持着一条严格的分界线，后者的利益与政府官员更加一致，而政府官员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保持社会稳定。法律顾问何元诚（音译）表示：“黄兴国是由他的工友们用民主方式选出的。虽然他有出众的领导才干，但他绝没有可能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内部层级中晋升。”
劳工活动人士表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不愿参与工人行动，这常常导致工人无处寻求指引的局面，进而增大了出现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例如在裕元集团罢工中，工人们不愿担任领导角色，而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试图填补空缺的做法则引发了警方的强烈反应。考虑到居于劳资争端核心的工人福利待遇难题，这导致本已复杂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虽然中国法律要求，企业应为员工缴纳一定水平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但不同地方政府发布的不同指引细则则使企业能在灰色区域进行操作。随着裕元集团的形势急剧恶化超出掌控，地方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官员认定该公司未能足额缴纳应缴部分，并帮助工人选出代表与管理层谈判。但据劳工活动人士透露，最终地方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样迫使裕元集团的工人接受了一项受很多人反对的妥协方案，并动用警力强迫工人重返装配线工作。
在常德，70名拒不让步的沃尔玛员工仍然坚持每日聚集，他们正在等待将于本月举行的仲裁开庭审理。黄兴国说：“直到门店关闭的那一刻，我从未想过离开沃尔玛，而是希望一直留在公司。我没想到为工人争取权益会是如此之难，我的很多亲戚朋友警告我，维护弱者总是会触犯强者。但至少当我老了的时候，我不会有遗憾，能够问心无愧。”
沃尔玛关店风波：猫捉老鼠？
黄兴国是不久前关闭的沃尔玛(Walmart)常德店的工会主席，该工会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今年3月，来自当地强大的中共政法委的代表前去找他，这令他震惊不已。
政法委负责监督司法部门工作，并指示敏感案件的裁决和审判。政法委出面，表明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员们是多么严密地注视工人的诉求。他们向黄兴国传达的信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他只能“合法地”争取沃尔玛员工的权利。他们担心这些员工会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举措——轻则是文明抵抗，重则是暴力对抗。
结果是，员工们决定不抵制沃尔玛关闭门店。但他们试图监督关店过程，每日与前雇主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黄兴国表示：“这家店位于一家商场的地下，有30多个消防通道。沃尔玛每天都使用它们，从一个通道进去，另一个通道出来。店里的备用发电机、葡萄酒、电器和化妆品都值不少钱”。
员工们指责沃尔玛闭店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沃尔玛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对于无法接受其提出的到其他城市上班方案的员工，已经按照法律规定提供了补偿方案。沃尔玛还表示，在常德店原来的135名员工中，有一半人接受了其安置方案。
黄兴国称，沃尔玛拒绝了他的工会多次提出的集体谈判的要求，而只愿意与员工单独讨论再就业和离职补偿方案。沃尔玛对此并未否认。沃尔玛中国区资深主管博睿(Ray Bracy)表示：“我们之所以拒绝集体谈判，是因为没有规定要求必须这么做。”
黄兴国和他的同事们在关闭的门店外面搭了两座帐篷，继续他们的日夜抗议。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 米强、迪米 报道 / 何黎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