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医护罢工的背景,映照了中港城市医护员工的未来

史无前例的香港医护人员罢工在上周五结束。这次罢工由最近成立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发起,高峰期间有近8000名会员参与,占医院管理局员工总人数一成。罢工员工要求政府在新冠肺炎肆虐下禁止内地居民来港,确保口罩供应充足,并要求管理层为前线员工提供足够装备、隔离病房,停止非紧急服务,并且不对此次罢工秋后算帐。

此次罢工中,工会指出了各种合理的问题,并罕见地提出要与香港政府及医管局进行谈判。医管局声称与工会代表谈判,却拒绝对工会的罢工诉求做出回应。以至于罢工提出的多项本就存有争议的诉求,例如,频繁往返中港的香港居民也是疾病的潜在传播者(甚至人数比内地来港人士更多),要禁止他们行动又如何处理他们的生活所需等等,失去了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机会。另外,在工会罢工压力以及疫情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港府分步骤封闭了中港关口,实际上等于落实了工会提出的罢工诉求,却仍然坚持强硬的不谈判态度。而工会方面,针对政府已错失农历新年前封关的时机,工会是否仍然应将诉求优次放在禁止内地人来港(每天入关人数经局部封关后已下降)?以及工会如何应对政府宁可实际上落实大部分罢工诉求(单方面封闭了更多关口并隔离入境人士)也不跟工会谈判这一打击工会代表性的做法等等,工会必须准备好长期面对自身经验不足和对手强硬傲慢的准备。

从医护人员士气的角度来看,这次行动标志着员工面对公营医疗系统问题的决心。医护人员向管理层清楚表明了:在公营医疗千疮百孔,人手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他们有权拒绝继续工作。此举既是照顾员工的利益,亦是考虑病人福祉,员工不会再被空泛的责任心束缚。

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可谓病入膏肓,这次新冠肺炎只是再一次把各种结构性问题以最丑陋的方式揭示出来罢了。本文将简单勾勒这些问题,并且借着检视香港医护人员今天所面对的情景,来映照中港两地城市医护员工的未来。

营养不良的香港公立医院

去年12月,当医管局员工阵线接受《立场新闻》采访时,它还只是一个300多会员的组织。该工会因为反送中运动成立,抗议警方滥权、拘捕义务救护员,并集合员工应对医管局的打压。当时,三名筹委向记者表示︰工会目标是招收8000名会员,以增加代表性,为将来行动累积更大影响力。然而,香港公营医疗系统问题之严重,加上新冠肺炎迅速在全中国蔓延,工会的招募人数在短时间内便超额完成了(2月时已达到2万人)。

香港医疗人手资源不足远非近年的事情,而是殖民地时代遗留的问题。港英政府占领香港期间,一直以打开与中国的商贸往来为重心,对于殖民地的社会福利采取放任态度。直到1964年,政府才公布战后首份医疗服务政策白皮书《香港医疗服务发展》,建议加建诊所和医院,病床比例由1963年的每千人2.9张,增至1972的4.3张。到了1974年,政府再次推出新的咨询文件,建议加建医院,病床比例增至每千人5.5张。不过,这个目标一直未有达到。

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公营医疗系统曾经短暂有所改善。 1990年医管局成立,统一管理公立及补助医院,增加医疗经费,医疗服务品质大幅改进,曾使私人市场受压。然而,随着战后婴儿潮结束,香港人口老化,加上其后的经济危机影响,政府再次削减公营医疗系统的资助。 1999年政府推动护士学位化,停办多间护士学校;2002年医管局冻薪及削减增薪点;2003年医管局削减1200张急症室及普通科病床,病床数量到现在仍未回复当时水平。由此可见,香港的公立医院即使在不少医疗科技上有所改善,人手质素提升的情况下,也一直处于资源不足的虚弱状态。

屋漏偏逢连夜雨:长者照顾政策的彻底失败

当医院医疗的基础出现危机时,另一面爆发的问题则是长期照顾及预防疾病的失败。用“屋漏偏逢连夜雨”来形容近年公营医疗系统的情况应算贴切。

学者钟剑华在文章《长期护理照顾政策》引述的这组数据已足以点出问题的严重性:

  1. 香港政府统计处2015年发布的人口推算估计,香港超过100万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60岁以上更超过120万人,到了2047年将接近人口总数三成。
  2. 长期病患及残疾人士的人数也在上升,2013年香港有58万名残疾人士(未包括智障人士),当中接近七成年龄达70岁以上。
  3. 长期病患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长期病患占整体人口19.2%,约138万人,其中未满60岁的患者占35.9%。

综合这些数据来看,接近八成香港的长者有长期病患,另外至少四成是残疾人士。不过,虽然长期照顾及老人的健康问题跟医疗系统密切相关,但相关政策是由劳工及福利局负责,与医管局的职责分离。当长者人口增加,长期病患率上升,残疾人士与长者的寿命增长,缺乏整合的做法难以处理大量增加的需求。

以综合家居照顾服务为例,钟剑华指出此服务自2003年成立开始一直维持在60支的规模,随着新屋村落成、长者人口增长,队伍数目仍然维持不变。长者轮候送饭需时半年至一年,轮候家居清洁需时一年或以上。 2019年最新数字显示,综合家居照顾服务体弱个案的轮候时间问题最为严重,仍有7351人在等候,平均轮候时间16个月,有21人未等到服务已经离世。

香港公立医院的事实

这就是香港这个繁荣的资本主义都市下的真实。当老人及长期病患者长期乏人照顾频频入院,医院有再多人手和资源也是徒劳。特别是冬天流感高峰期时,问题的爆发更令人神伤。一位在公立医院任职的医生D说︰“十二月底数天天气稍降,不少老人因为抵抗力太差感染肺炎死了。”D提到这些送院的老人不少长期在老人院卧床,缺乏运动,其实跟等待死亡没什么分别,医生可以做到的事情已经很少。

一名曾任职护士,这次也有参与医护罢工的员工则表示,自己以往因为深感无法好好照顾病人而决定转职。 “现在一般病房的环境比2010年还要差。不少病床强行在床与床间加上,或放在走廊,每次有人巡房便把床推走,制造假象,我工作的医院未出现新冠肺炎时用量已高达110%。”她说。

除了病患不断入院令医护人员应接不暇,病人难以出院亦是病床用量难以纾援的原因。参与工会统筹工作的护士梁先生指出︰“有三个原因令病人滞留在院。首先是病人一直卧床等待检查期,但由于其情况不属最紧急因此检查被不断拖延,无法开始治疗。另外,病人情况不稳定,例如血压指数经常变化,医生也不会允许出院。再来便是无人照顾,以至出院后情况转差又再度入院。这些问题均使一些正常轮转率在一至两天的病房出现卧床数月的病人。”

立意良善的医院政策变成愤怒的来源

医护人员极大的工作量令一些可能是有益的政策也扭曲了本意。以护士所需要负担的行政工作为例,一位已经退休的护士表示,填写表格的背景是对应病人权益提升,为了在投诉时有所证据,并且确保医生和护士的规范而出现的。

然而,随着医疗事故的增加,病人家属投诉频繁,医护人员被要求填写愈来愈多表格。护士梁先生列举出来的表格便有十份,由填写病人的一般病历,到体温、血压、摄水、转身、伤口、外游记录、自杀预防等包罗万有。当处理这些新增工作的人手没有增加,护士照顾病人的时间便变相被行政工作不断蚕食,使员工工作压力更严重。

问题积压至此,使医管局提出各种短期纾援措施都成为员工更为不满的原因。 2007年起,医管局设立特别超时津贴计划(SHS),以额外加班提供较高工资的方式吸引休假员工继续工作,曾经纾援了人手问题。然而,随着各类结构性问题不动如山,医务人员对超时津贴计划的态度愈来愈两极化。一位工作接近二十年的外科护士说: “身边没有人会申请,我们称为卖血,平时工时已十多小时了。”另一位注册护士则说: “卖血积极程度因部门而异,整体而言算是受欢迎。年轻的护士较常这样做,很多时候都会把身体挨坏。”

超时津贴计划正好反映了现时医院系统的整体人手情况︰资深的医护人员不胜负荷,又或者对公营医疗失望,转而走升学、转职或到私人市场执业的路。不断流失的人手便倚赖刚毕业的劳动力补上,他们精力充沛,愿打愿挨。然而,数年后他们之间不少人便会难堪重负而离职。因此,一代代辛苦培育的人才终究流失,整个医疗系统的问题无日无之。

中国城市医护面对的矛盾或更严重

香港医疗体系面对的问题如何映现中国内地医护人员的困境,确难一概而论。不过,在一些关键的趋势上,可以看到两地之间的共通点。中国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口估计将会从2018年的1亿6600万人增加至2030年2亿5千万人,上升约五成,总体医疗需求的增加惊人。然而,当下政府在医疗投资上的占比仍然只占GDP的5%左右。

随着沿海城市急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城市化不断扩张,一线医疗资源集中在各省的大都市,造成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医疗资源严重不均的问题。现时,中国农村居民生病后,有基本经济能力的人都希望得到城市医院的治疗,以至涌入三级医院的人长期居高不下。去年6月,《南华早报》报道,2300间中国城市的三级医院长期全员运作,仍然无力应付庞大的医疗需求。然而,95万间次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时出现病人不足的情况。

在深圳,中国劳工通讯以往采访过的护士每周便有三至四天要连续工作12小时。该名受访者甚至认识因长期过劳而英年早逝的医生。她形容,医院内病人家属与医护人员的情绪相当紧张,特别是儿科病房里,家属担心子女接受的治疗是否有效,任何差错都可能使潜在的矛盾爆发成医闹事件。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当病人家属的财政难堪重负,而病患又沒有起色时,直面病患的医护人员成为了医患矛盾的最前线,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直接受到威胁。

中国医疗系统的构成复杂,各种问题成因也与香港不尽相同,本文难以详述。然而,这无碍指出一点:当各种慢性病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展而普及,社会人口寿命增长又使人口老化,必然要求愈来愈多的资源去预防和照顾病者。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程度,以及政府对相关准备的滞后,城市医护人员需要承受的压力和危险,将会比他们在香港的同行更为巨大。

推动转变的时机将稳定地出现

还未爆发新冠肺炎前,参与医管局员工阵线的梁先生说,工会短期的目标是对抗医管局打压表达政治立场的员工,以及跟进职场欺凌问题,长远而言,才是解决医院内长期人手不足的情况。

不知道经历这次罢工后,工会的方向会否调整。需知道,在当下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里,每年流感高峰期将注定会是医护人员压力爆发的时刻,医院用量必然会超额运作,而且将会一次又一次地有长者因为抵抗力不足而逝世,并且为医护人员累积使人灰心丧气的无力感。这样的局面可谓稳定出现的公共卫生事故。但反过来说,可以预见的流感高峰期也将会是工会推动转变的绝佳时机。

对中国内地的医护人员而言,当医院的工会长期僵化,公开集体行动亦要背负更大的成本时,要集体组织寻求改变更为困难。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城市医护人员平日面对的矛盾之大,可以是生与死的问题。当争相竞争医疗资源的情况更趋白热化,医护人员的压力到达难以忍受的时刻,工人斗争的规模和爆发速度绝不应轻易低估。

(封面图片来源:香港独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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