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媒的一则报道引发多方关注。在石川县白山市妇女服装公司“KAMEDA”工作的3名中国女性技能实习生，向金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3人以所在公司和中介机构未向其支付工资和违法行为对其造成损害为由，要求其赔偿总计1600万日元(约合100.06万元人民币)。
女工状告日本企业篡改工资明细强扣护照
为了保护外国劳动力不再受到不人道的剥削，日本劳工组织“全统一工会”一直忙于帮多个国家的研修生与雇主进行抗争。近日，记者从这个工会获悉了3名中国女工的详细信息。
据悉，三位女研修生均来自南通市：陆新娣，33岁；钱娟，32岁；江澄，23岁。这三人在2009年11月19日来到日本，之后在石川县白山市妇女服装公司“KAMEDA”从事缝纫工作。
三人投向法庭的诉状上显示，她们所得的工资和加班费要比日本新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低很多。2010年，日本修正法律规定“研修生”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686日元，第二、第三年分别是687日元和693日元，但陆新娣、钱娟、江澄三人在第一年研修生期间所获的工资仅为每小时350日元；第二年“技能实习生”时的小时工资为400日元；第三年则是550~650日元，这都远低于日本的最低工资标准。
10月11日，这三位研修生向金泽地方法院提出诉讼，她们指控在“KAMEDA”公司工作期间，被老板故意伪造员工出勤卡，在工资明细表上没有记载加班费；强制要求员工进行加班，不按小时而是以计件的办法计算加班工资；同时，公司与她们签署的雇佣契约书、劳动条件通知书也统统被公司没收；公司强行收受她们高额的房租、水电和取暖费用，但实际上，她们的宿舍环境十分恶劣；为了防止三人逃跑，公司还没收了她们的护照和存折。
在“全统一工会”工作的华人甄凯告诉记者，“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我们参与过的研修生案例非常多。”
研修生自述：3年加班6000小时无自由
根据甄凯的介绍，记者联系到另外一名正准备控告雇主的中国女研修生，她的名字叫金春美，来自江苏常州。
“12月27日，我确定要再去一趟日本岐阜县，”金春美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她将作为证人出席在‘全统一工会’与日本P公司对峙的法庭上，为过去三年中一同被压榨的研修生姐妹们讨回公道。
2009年，家住江苏常州某村的金春美在当地一家小中介得知，去日本当缝制研修生可以挣到不少钱。金春美和丈夫在镇上工厂的收入一直不高，当时家中孩子刚上大学，花销增大了不少。考虑到自己做缝纫的活儿已经二十多年，而且出国挣钱听起来是件很光荣的事情，金春美找中介报了名。
当地的小中介立马将金春美和另外三名常州的缝制女工转给了上海的另一家大的中介公司，据金春美介绍，上海的这家中介非常隐蔽，“好像是挂靠在福建某建筑公司下面的，不知道有没有正式的名称”。她们向上海的中介上缴了2.8万元的“劳务费”（中介费），和5000元的“奖励金”（押金）之后，日本P公司的负责人、中介负责人就和她们签订了劳动合同。签完之后他们就把合同没收了。金春美很无奈，“我只记得规定了研修三年，第一年加班工资200日元/时，第二年350日元/时，第三年500日元/时。”
2009年9月到12月，金春美和三位同伴在上海郊区的别墅内接受了保密培训，学一些简单的日语，同时不得向外人透露行程。同批培训的都是35~45岁之间的女性缝制工人，后被派往日本岐阜县的多个公司。当签证差不多完成的时候，金春美才被告知自己要去的不是服装缝制公司，而是物流公司，“被骗了！但是已经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2010年1月7日，金春美和三位同伴到达岐阜县羽岛郡P公司，当天晚上就开始从港口卸货。整个公司的卸货、运送和发货的任务都由清一色的中年女工完成。
三年如一日，每天早上7时半起床，在部长的看管下马不停蹄地工作。三年的基本工资都是每月5万日元，“本来是12万日元的，但是房租、水电等杂费就扣掉7万，从不给看明细”。三年内，她们几乎没有行动自由。上班时，每时每刻受到监督；下班后，不得擅自离开工厂。不能用手机，不能用网络通讯，只能买卡用公司的座机给家人打电话。“大家都是给老公、孩子报个平安，很少抱怨工作辛苦、没有自由。”
维权引反弹：起诉频发老板解雇中国人
2011年10月，金春美回常州老家探亲，一位从日本回来的朋友得知她的情况之后，告诉了她日本监督局的电话，以及全统一工会，专门帮助研修生维权。想到自己和同伴们所受的多重压榨，金春美决定向工会求援。回到岐阜的工厂，金春美说服其他三名研修生一同加入了工会，并收集自己的工资条等资料作为证据。
她们这一大胆的行动不久便被部长发现，部长给了领班一笔钱，直接将她遣送回国，回国之后，金春美已经将自己和同伴收集的证据交给工会，委托工会以违反最低工资法之名起诉P公司。“6000个加班时啊，总共才挣了25万元，和我付出的劳动相比，实在太少太少！”金春美说，不讨回自己应得的，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和从事物流行业的金春美相比，27岁的河北小伙陈小龙的遭遇要稍微好些。2011年12月1日，陈小龙来到茨城县，原先说好是从事蔬菜包装的工作，但真正干活时，陈小龙却成了一个农民。
陈小龙即将面临被提早遣散回国的尴尬，他发现，现在的中国研修生在日本越来越不受待见，“因为中国的研修生在这边起诉老板的多，所以老板以后都不用中国人了。”
中国研修生将逐渐减少
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曾在日本《朝日新闻》等日本多家媒体开设专栏，2008年，他曾专门出面调查湖北黄石6名女研修生受虐事件，当时还帮助本报记者赴日采访研修生。
“研修生问题跟当年你们采访时没有大变，甚至可以说手段更巧妙、更恶劣了。”莫邦富说，“研修生的待遇从表面上有了一个提升，但我认为这还是很不理想的改变，实际上，现在用人单位和出国派遣机构用新的办法，就是出国就欠债的方法，来扣除你的合法收入。”
莫邦富说：“为了防止研修生事后起诉用人单位，把自己的钱通过合法渠道拿回去，在研修生出国的时候，派遣机构常常会强迫他们写下借款单，名义就是说，你作为研修生身份出去，因为没有钱，向派遣机构借的钱。这也意味着研修生一出国就欠了一笔债。以后你假如起诉用人单位不合法扣押工资，那用人单位就可以说，当年我借你多少钱，同意我从你的工资之中每月按一定比例扣除这些钱。那就变成是你在履行债务。这种手段非常恶劣，如今也非常普遍。”
莫邦富认为，很多人仍愿意出国，就是因为相信多加班能够多拿到钱。有些人一个月加班时间达到200小时，但来日本的人后悔就后悔在加班上面，因为加班工资经常被克扣。另一方面，因为工作时间太久，研修生的死亡率也非常高。莫邦富估计，目前中国在日本的研修生仍超过10万人，但他乐观地认为：“研修生问题不会再持续太久了，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人工费价格在提升，另一方面，中国自己国内的劳动力也紧缺，中国研修生的高潮已经逐渐减退，未来会逐渐离开我关心的视野。”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