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最令人愤慨与震惊的新闻莫过了山西黑窑事件了。那么多民工被拐骗、虐待、过著猪狗不如的非人生活；黑心窑主肆无忌惮地奴役工人；当地公权力部门对此不闻不问、充当保护伞……在媒体揭开黑幕之前，这一切就在山西洪洞县的阳光底下发生著。真个是应了京剧《苏三起解》的那句唱词：“洪洞县里无好人”。面对这一骇人听闻的黑幕，发出正义的、甚至激愤的道德谴责是必要的，冷静下来，反思一下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好人集体缺席的大面积文明倒退，更是必要的。
山西政府高层也正在检讨这一事件，在本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山西省长就黑砖窑事件向国务院作了检查。
主持人：吴钩
嘉宾：
王琳 法学学者
叶檀 经济学者
何雄飞 媒体工作者
主持人：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山西黑窑事件。比起那些黑窑工人所承受的折磨与苦难，我觉得我们坐在这里的讨论是轻飘飘的，我觉得愧对受难者。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坐在这里轻飘飘地讨论。
叶檀：从经济上来说，直觉是原始资本积累期，中世纪血腥的重演，当时英国煤矿也大量使用童工，我们以为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想不到在鼻子底下重演。
何雄飞：即使对於已经见怪不怪的传媒人来说，看到这些惨状后，也感觉触目惊心，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
王琳：终於大面积曝光了，终於有高层级的领导批示了，终於有一次声势巨大的解救行动了。三年前就写过山西童奴的评论，三年后再度遇上，倍觉评论的无力。
主持人：对这种事情，如果我们的反思要溯源追根，那么各位认为根子主要出在哪里？
叶檀：根子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当地的经济脱离了任何秩序的管束，其实像农奴制一样，是在某种潜规则的默许下进行的。中国经济两张皮，撇开那些高科技、资本市场，最深层的实体经济领域是按照丛林规则在运行的。
王琳：中央与地方税收分立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剧增，地方不甘为中央打工，所以对境内的违法行为放之任之，而更关注於GDP等政绩工程。
何雄飞：之所以出现窑奴，是与当地地方经济不发达有直接关系的，正是因为来钱的渠道太少，人们才会歪著门子想榨取血利。
叶檀：人口密集且不具备人力资本优势的地区容易发生这些事。黑窑事件，表明当地的经济是自足的，没有任何的管束，一些人就以奴隶制来代替。说一句残酷一点的话，如果政府不管不顾，甚至助纣为虐，中国中西部很多地区都会回归包身工制。
主持人：对这个事件的批判，我们应该指向什么？黑窑主？当地官僚？体制？
王琳：倒过来排序比较合理：体制，官僚，黑窑主。
叶檀：体制，市场经济需要建立起码的规则，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完全超出理解范围之外的经济形态。无规则，无秩序，无道德底线，当地人对此是麻木的。
王琳：不能怪当地人的麻木，当旁观者向职能部门举报时，事实上不起任何作用。当地人只是依据当地的生活经验作了他们认为适当的选择。
叶檀：当地人应该遭到谴责，他们自以为是生活在丛林之中，没有任何底线，只想赚钱在北京买房。当然首先要谴责的是当地的执法者和权力部门，他们完全放弃职守，坐视奴隶制回归，规则的建立者与守护者整体失范。
王琳：这点同意叶老师，革命导师早就告诉我们，资本的天性就是血淋淋的。但如果有健全的执法体系，任凭资本家的道德如何败坏，他们在法治的枷锁之下也难以为所欲为。然而在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缺位的情况下，童奴的泛滥非但未被扼止，反而潜滋暗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何雄飞：我所想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对放宽采访权限的外国媒体来说，这会是个好题材，我非常期待他们的视角，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外国媒体批判中国落后、愚昧的例证，还是将之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缩影。
第3节
主持人：现在互联网上已是群情汹涌，不少网民已经表现出激动的道德情绪。对这样一种舆论反应，你觉得欣慰还是担心？
叶檀：如果引向对体制的深入检讨，舆论是好事。但单纯的语言暴力会引来权力暴力，恐怕不是好事。
王琳：对激动的道德情绪无动於衷比情绪激动更可怕。
何雄飞：我想，民众激愤，值得欣慰，我们一直的问题是，不是问题发现得太少，而是解决得不够，如果不在沉默中爆发，又如何能让这个社会得到改良？民众的舆论不过是一种宣泄，我个人以为不要将之看作虎狼，那些黑心的窑主和官员可以做出这样的勾当，难道我们不可以声讨吗？
叶檀：用舆论的力量来认清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现实，然后讨论怎么做。当地已经形成恶劣的经济生态链，靠自我清除，靠一两次运动式打击是无济於事的。
王琳：我个人更愿意紧跟事件，去评价官方的救援行动。情绪不应仍停留在对黑窑主的口诛笔伐上。
主持人：山西黑窑会是最后的野蛮吗？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再发生？
何雄飞：我相信，在由传媒揭开的这个盖子下面，一定还隐藏著更多的丑闻，只是它还被深深地掩盖著。
王琳：尤其是，那些涉嫌渎职的官员，现在纷纷扮演起童奴救世主的角色。如果他们能够逃脱责任追究，甚至还能因此而成为立功授奖的对象，下一次的童奴事件仍将不可避免。此次山西童奴事件的曝光，有赖几百位父亲的执著、勇敢而坚强，而不是一种来自於制度的矫正程序的启动。查处黑窑主等，有赖媒体的曝光和网络民意的推动，而不是行政自律，有赖於高度行政化和人治化的领导批示，而不是司法机关主动依法介入。这种由权力到权力的路径依赖，是权利的悲哀，也是法治的悲哀。
来源：搜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