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一串的区别
2007年1月17日，黄光裕终於松了一口气，这之前的100天里，在这个国美董事局主席的头上笼罩著一顶“协助调查”的帽子，事情的起源，据说是一笔多年前发生的问题贷款。
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协助调查”、“双规”甚至“被抓”演化成一个纯粹字眼，进而像一种瘟疫，在企业家圈子里流行肆虐，搞得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据说，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部分企业家中的流行语甚至是“没被调查吧？”另一个最为直观的表像，就是当年11、12月份的论坛、年会、峰会高潮期，企业家们不复往年风光走场的盛景，低调、内敛甚至闭门不出成了主旋律。
如果说，在黄光裕之前的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2006年6月17日被调查（68天后调查结束）时还让很多人尤其是地产圈大感意外的话，那么，现在人们至少已经习惯了。去年10月18日，上海国际赛车场总经理郁知非被传召“协助调查”；10月29日，海欣股份总裁袁永林亦“协助调查”；物美集团前董事长张文中则於11月12日辞职，以配合有关调查。在黄光裕解除调查之前的2006年12月25日，上海百联集团董事长薛全荣亦被带走“接受调查”；尽管调查仅仅持续了5天，但早已是路人尽知。
黄光裕算是“幸运者”，他至少没有像刘晓光那样消失在公众视野里一段时间。而就在黄卷入调查风波的日子里，“石油大亨”兼“天发系”掌门人龚家龙12月21日被刑拘，他的石油帝国梦想，或许也只能化作牢狱里的一声叹息。戏剧性的是，就在其出事前几天，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高调成立，而龚氏出事前，还身兼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职务。次日，彬电国际董事长邓中华被“双规”并辞职的消息被公告。等等。
这份名单当然还可以拉得更长。而比拉名单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社会对待企业家的态度，以及政府对待财富的导向。
所谓“企业家出事”，其实每年都在发生，2006年开始至今甚至是未来一段时间，只不过是“放量”而已。这种放量，如果排除确实的违纪违法甚至触犯刑律之外，许多其实还是源自“原罪”之说。
即使确属“作奸犯科”之类，更多的也可以归结到“政商关系”的潜规则上。上述名单中，由贪官连根拔起而牵涉其中的就不在少数，比如，张文中就事涉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案；而龚家龙之所以被捕，也与其 20年前攀上了“国营企业”这门亲戚有关。
关於原罪，这么多年来我们讨论的已经太多，值得注意的倒是最近的一些呼声，比如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他觉得如果追究下去，就“没有企业是好的了”，柳传志甚至提出“天下大赦”的运作方式：以某个时间点（比如1997、1998年）为限，之前的全部清零。果真如此实现的话，黄光裕的“调查风波”或许也就不会发生了。
而对於政商关系，讨论其实也不少。尽管其中盘根错节、荆棘密布，却没有多少企业家能够超脱这一关系。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最近也撰文称，在过去100年历史中，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其实随时都考验著企业家的智慧。当然，其中也不乏积极和正面的商界故事，比如万科。
非正常式售卖
将问题追下去，比之单个企业家的沉浮命运，更值得国家重视的，是由於政府对企业家、对财富的态度收紧之后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最为主要的就是同样发生於2006年的中国企业自卖狂潮。东盛、顺驰、苏泊尔、德力西、美的电器、五星电器、福耀玻璃、统一润滑油等等——名单同样可以拉得更长。
从去年开始，形成了中国企业家圈子里的另一句流行语：“卖了吗？啥时卖？”这其中有多少是迫于非正常经营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没人说得清楚，但是，恐怕没人能否认同行们的纷纷“出事”给自己带来的无形压力，这些企业家的非正常退出，不能否认，令国外的投资基金捡了“大便宜”，捡了多少便宜呢？至少基数已经有了：有调查显示，2006年发生在中国的股权交易金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比2005年的618亿高出了388亿。
对民营企业家而言，雪上加霜或许还在后面，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於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此表示：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并提出到2010年培育出30至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为重点深化国企改革”。
尽管国企竞争力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民企竞争力的削弱，但在2006年中，我们却看到了这一不幸的事实：诸多民企多年来的积累，被外资公司或投资基金轻易收入囊中（尽管有些估值、作价还蛮高）；在民营企业家开始将个人价值转向“商业精神”、“社会责任”之时，却摆脱不了“原罪”的讨伐；而且，在民企意图在垄断领域与巨头一争高下时，又意外地遭遇“釜底抽薪”。等等。这就是从2006年开始——而且极有可能还会继续——的中国企业故事之一。
如果这种逻辑持续下去，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下一句流行语会不会是“还做企业吗”？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