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来说，中国工人应该受到官方工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庇护。但在现实当中，全球化劳务市场的瞬息万变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选择用脚投票。
今年三月初，IBM深圳工厂工人进行了为期十天的罢工，尽管这场罢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还是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场罢工正是中国劳动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
过去三年中，中国南方的制造业工厂发生骚乱的最主要原因分别是：卖厂、并购、搬厂或关厂。这次深圳IBM工厂罢工，也是由于IBM向联想集团出售其低端服务器业务而引起，而工人也以一种惯常的方式进行罢工。工人们懂得在工厂提出“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协议前，为自己争取到合理的赔偿。从3月3日到12日，工人们日复一日在厂内进行着同样的抗议：边敲锣打鼓，边高喊要求IBM双倍赔偿的口号在工厂操场上绕一圈。他们无意冒犯当地政府和警察，而当地政府也曾尝试站在工人立场上进行过调解。
这场罢工凸显了官方工会模糊不清的角色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工人们对IBM工厂官方工会的评价普遍是“只有名头，完全没用”。但是深圳市总工会在过去几年中却扮演了工人权利维护者的角色。当这次罢工中20名工人被解雇时，深圳市总工会也表明了他们支持工人的立场。与此同时，两个当地的劳工NGO也介入了事件，指导工人选举工人代表与厂方管理层直接进行谈判。但工人们的士气在工厂解雇罢工领袖后受到极大打击，最终大部分工人接受了厂方的补偿协议。
尽管IBM的工人行动没用达到预期目标，但工人们至少都获得了一定赔偿——无论是那些同意转入联想集团继续工作的工人，还是那些决定离职去找下一份工作的工人。或许迫使IBM做出赔偿决定的唯一原因是，从深圳和中国的类似罢工处理经验来看，如果不赔偿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麻烦。
工人们的诉求只与自己有关，对执政党不构成威胁
2013年5月，深圳一家港资家具制造厂迪威信的几百名工人在管理层拒绝讨论搬厂赔偿问题后决定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他们与当地警方发生了冲突，导致200名工人被拘留。其中一名工人领袖，40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吴贵军最终被逮捕并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去年11月，东莞诺基亚工厂的工人也因为管理层拒绝就工厂被微软收购后工人所关心的问题与工人进行谈判，而导致数千工人罢工，最终213名工人被工厂解雇，其中70人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中国雇主们随便打发工人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如果工人不满雇主提出的协议，他们就会奋起反抗。中国劳工通讯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从2011年6月到2013年底，中国至少发生了1,171起工人群体性事件。而这份报告仅记录了在主流媒体或社交媒体曝光的工人群体性事件，真实的数字应该远大于此。
或许中国南部工厂的工人是最有决心进行维权的力量，但他们并不孤单。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报告，大约40%的工人群体性事件发生在制造业，26%的工人群体性事件发生在运输业，尤其是在出租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中。建筑工人、服务业工人、教师和售货员也会周期性的进行罢工，罢工的原因包括收入偏低、拖欠工资、公司不交社保等等。
社交媒体
这些罢工绝大多数都是由工人自发组织，官方工会并没有介入。中国工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集体行动的力量——通过这些行动，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他们的冤屈，并迫使当地政府介入。过去几年里，工人们从社交媒体的发展中获益颇多，无论是像微博、微信这样社交工具的广泛使用，还是价廉山寨智能手机的普及，都让工运变得与以往截然不同。工运组织者们不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组织工作，还可以通过它们发布最新的运动进展、现场图片和视频、管理层的回应等等。这些在社交媒体上直播的工运又反过来吸引了传统主流媒体的关注，进而给当地政府施压，迫使他们不得不迅速介入，解决劳资纠纷。
在工运中，工人们常常受到来自当地的劳工NGO的支援，尤其是在中国的南部省份广东。与等待当地政府救助相比，这些劳工NGO更鼓励工人通过集体行动、选举工人代表直接与资方进行谈判。在过去三年中，这些劳工NGO在团结工人和提供集体谈判策略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经验。去年10月，这些劳工NGO与工人、劳工律师一起，在过往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劳资集体谈判守则》，这份《守则》可以广泛适用于集体谈判实践中，也可以作为集体谈判立法的一个蓝本。总之，中国的劳工NGO正在履行着工会应当履行，而未有履行的责任。
无用的旁观者
中国的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情愿或是没有能力在劳资纠纷中支援工人。在中国工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官方工会基本上只是一个没有用的旁观者。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工人们也开始向工会施压，迫使他们履行职责，为工人维权和出声。几乎与深圳IBM工厂罢工同时，中国多个城市的百事可乐工厂工人进行了联合罢工，抗议厂方大规模裁员、削减工资和福利。这些抗议行动有些得到了厂方工会的背书或支持；另一个例子是湖南常德的沃尔玛超市，超市工会领导了近150名员工，抗议沃尔玛在3月19日关闭门店。
为什么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专制政权会容忍如此活跃和激进的工人运动，尤其当中一些运动还受到了来自官方工会的支持？原因可能在于工人们的诉求只与自己有关，对执政党并不构成威胁。恰恰相反，工人们要求更高的薪水和养老金、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劳务补偿，与中国共产党所声称的提高普通工人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以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
中国当局其实更关心的是工人们用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进行这些抗议行动时，工人们采取堵路、破坏财物的方法，警方毫无疑问会介入并采取抓捕行动。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报告统计，在过去两年半中，大约五分之一的工运有警方介入，这种情况在2013年下半年的工运中尤为明显。在许多情况下，警方介入后也仅仅将工人行动控制在厂区内，仅在少数情况下警方才会与工人产生冲突。
去年十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指出，要使中国梦真正同每个职工的个人理想和工作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毋庸置疑的是，一种帮助工人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是协助工人在劳资纠纷中与雇主拖欠工作、侵犯权利的行为作斗争。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却将习近平的讲话置之不理，以一种极为官僚的方式回应了习近平的讲话。在现时情况下，大部分工人还需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劳工NGO的帮助去推进工运，但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势头或许会迫使官方工会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