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2点刚过，郊区一处民宅，寒风将木门吹得吱吱作响。“啊呀，今天怎么晚起了。 ”倪玉梅一边责怪自己，一边麻利地穿好衣服。下床时，她习惯性地将枕头下的一本“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册放进外衣口袋里。
几年来，倪玉梅为了帮患有“尘肺”的丈夫维权，也为了整个家的生计，每天凌晨2点起床做早点，清晨5点就出门摆摊。一有空闲，她就拿出“职业病防治”宣传册研究起来，小小的宣传册上早已沾满了油污。
渐渐地，这个没读过几年书更谈不上懂法的农村妇女，对职业病的相关法律都能倒背如流了。
错失最佳维权时机
1996年，吴齐荣和妻子倪玉梅离开安徽农村老家来到上海。在老乡的介绍下，他们双双进入嘉定区上海正宝轻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这是一家生产金属工艺品的公司，两人被分配到不同的车间。
“厂里灰尘很大。 ”第一天下班后，吴齐荣对妻子说。 “没关系，总比在老家种地好，在这里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 ”倪梅安慰丈夫。只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健康代价换来的。
“因为不懂法，错失了最佳的维权时机。 ”倪玉梅说，那时卫生部门到厂里进行检查，还贴了一张告示：“该车间容易产生尘肺。”尘肺是什么？十年前，对于这个病，倪玉梅夫妇几乎没有认知。这张告 示，对于他们，也如同一张白纸。
转眼到了2005年，考虑到厂里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而自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倪玉梅决定辞职。辞职前，倪玉梅突然想到合同上写有“该工种容易产生尘肺”，再联想到厂里的那张告示，倪玉梅有些焦虑了，难道这是一种疾病？
职业体检困难重重
在辞职前与人事工作人员交谈的过程中，倪玉梅发现了惊人的“秘密”他们一直做的是“健康体检”，其实应该是做“职业体检”，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异。
既然要被辞退，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应该有一个交代，倪玉梅对丈夫说。
倪玉梅找到公司，要求开“职业体检”证明。而就在此时，丈夫也被列入了辞退员工的名单里。在嘉定当地一家医院里，倪玉梅被告知应该去“上海职业病鉴定中心”。
夫妻双双进行了职业病鉴定，在鉴定结果还未出来前，两人均被公司辞退。由于职业病鉴定需要公司出具相关证明，倪玉梅找到公司，却被告知“非公司员工”。
“工作了十年，竟然说我们不是公司员工。 ”这让倪玉梅伤心至极。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倪玉梅到处走访咨询，并最终调出了公司为他们办理的暂住证明。在面对该证明时，公司才承认了他们的员工身份。
在确认自己和丈夫“身份”的过程中，倪玉梅还发现公司未给他们缴纳任何的医疗保险，“如果要去检查，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承担。 ”
工作十年换来“尘肺”
“我是焊锡工，检查下来没有问题。 ”倪玉梅说，丈夫吴齐荣是做工艺品打磨和焊锡，但鉴定报告迟迟没有下来。 2007年11月，在第三次复查时，吴齐荣被诊断为“疑似尘肺”，2008年11月被确认“混合尘肺壹期”。
倪玉梅出示的上海市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写着：吴齐荣，1996年5月到2005年12月在彩玻车间从事打磨、焊锡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期间担任过门卫和回乡过），职业活动中接触纱布磨尘、氧化铝粉尘、铜尘、铁尘等。
据吴齐荣讲述，他的工作环境粉尘浓度大，而个人防护用品仅有面纱口罩。
2008年，上海市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给出工伤认定书：经鉴定为工伤，因工致残程度为七级。倪玉梅拿着报告要求公司给予经济上的补偿，遭到拒绝。
“丈夫今年45岁，按照平均年龄75岁算，至少还要支付30年的治疗费，现今每次治疗需要近2万元，每两年一次，后续治疗费24万元并不算高。 ”倪玉梅说。
依法享受工伤保险
因为拿不到补偿款，倪玉梅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就这样，这个没有读过几年书、几乎不懂职业病防治法的农村妇女开始了维权之路。
2009年，倪玉梅将正宝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公司一次性支付伤残补助金7万元、鉴定过程中产生的医疗费1.4万余元、停工留薪期工资6万元以及后续治疗费等。
正宝公司辩称，对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鉴定费等无异议，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伤残等级可按法律规定处理，但停工留薪期的工资等费用没有依据。
法院认为，根据劳动法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工伤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定，用人单位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在参加综合保险缴费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经有关部门做出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工伤保险，符合相关规定。
法院判决正宝公司一次性支付吴齐荣工伤保险7万元、医疗费1.4万余元等。对于还未产生的费用，可以另案进行处理。
后续费用尚无着落
倪玉梅一家接受了法院的判决，也拿到了相关赔偿。不久后，倪玉梅发现正宝公司倒闭，老板人间蒸发。
“现在老板跑了，后续的治疗费用一分钱都拿不到。”倪玉梅说，丈夫如今在老家休养，她留在上海，凌晨做早点赚点钱，白天就四处奔波为丈夫维权。
据倪玉梅了解，当年，嘉定区安亭镇为招商引资，以土地入股方式吸纳进该公司，并享有该公司20％的股份，公司对该片土地的租赁使用期是 40年。
倪玉梅找到嘉定安亭镇政府。 “其实如果不是政府出面，丈夫连尘肺都可能鉴定不下来。 ”倪玉梅说，当初鉴定时他们没有钱，是在孙镇长的帮助下，丈夫才顺利住进医院进行了鉴定。
昨日，记者联系了嘉定区安亭镇孙镇长，对此事孙镇长十分清楚。他表示，当初镇里确实是以土地入股并享有正宝公司的股份，但现在镇里不仅收不到回报， 同样也不知道公司老板的去向。如今，有关部门将冻结公司所在的土地，禁止一切租赁或交易，这样一来老板肯定会出面，然后再协商解决吴齐荣的后续检查治疗问题。
几年来，倪玉梅为了帮患有“尘肺”的丈夫维权，也为了整个家的生计，每天凌晨2点起床做早点，清晨5点就出门摆摊。一有空闲，她就拿出“职业病防治”宣传册研究起来，小小的宣传册上早已沾满了油污。
渐渐地，这个没读过几年书更谈不上懂法的农村妇女，对职业病的相关法律都能倒背如流了。
错失最佳维权时机
1996年，吴齐荣和妻子倪玉梅离开安徽农村老家来到上海。在老乡的介绍下，他们双双进入嘉定区上海正宝轻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这是一家生产金属工艺品的公司，两人被分配到不同的车间。
“厂里灰尘很大。 ”第一天下班后，吴齐荣对妻子说。 “没关系，总比在老家种地好，在这里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 ”倪梅安慰丈夫。只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健康代价换来的。
“因为不懂法，错失了最佳的维权时机。 ”倪玉梅说，那时卫生部门到厂里进行检查，还贴了一张告示：“该车间容易产生尘肺。”尘肺是什么？十年前，对于这个病，倪玉梅夫妇几乎没有认知。这张告 示，对于他们，也如同一张白纸。
转眼到了2005年，考虑到厂里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而自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倪玉梅决定辞职。辞职前，倪玉梅突然想到合同上写有“该工种容易产生尘肺”，再联想到厂里的那张告示，倪玉梅有些焦虑了，难道这是一种疾病？
职业体检困难重重
在辞职前与人事工作人员交谈的过程中，倪玉梅发现了惊人的“秘密”他们一直做的是“健康体检”，其实应该是做“职业体检”，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异。
既然要被辞退，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应该有一个交代，倪玉梅对丈夫说。
倪玉梅找到公司，要求开“职业体检”证明。而就在此时，丈夫也被列入了辞退员工的名单里。在嘉定当地一家医院里，倪玉梅被告知应该去“上海职业病鉴定中心”。
夫妻双双进行了职业病鉴定，在鉴定结果还未出来前，两人均被公司辞退。由于职业病鉴定需要公司出具相关证明，倪玉梅找到公司，却被告知“非公司员工”。
“工作了十年，竟然说我们不是公司员工。 ”这让倪玉梅伤心至极。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倪玉梅到处走访咨询，并最终调出了公司为他们办理的暂住证明。在面对该证明时，公司才承认了他们的员工身份。
在确认自己和丈夫“身份”的过程中，倪玉梅还发现公司未给他们缴纳任何的医疗保险，“如果要去检查，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承担。 ”
工作十年换来“尘肺”
“我是焊锡工，检查下来没有问题。 ”倪玉梅说，丈夫吴齐荣是做工艺品打磨和焊锡，但鉴定报告迟迟没有下来。 2007年11月，在第三次复查时，吴齐荣被诊断为“疑似尘肺”，2008年11月被确认“混合尘肺壹期”。
倪玉梅出示的上海市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写着：吴齐荣，1996年5月到2005年12月在彩玻车间从事打磨、焊锡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期间担任过门卫和回乡过），职业活动中接触纱布磨尘、氧化铝粉尘、铜尘、铁尘等。
据吴齐荣讲述，他的工作环境粉尘浓度大，而个人防护用品仅有面纱口罩。
2008年，上海市嘉定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给出工伤认定书：经鉴定为工伤，因工致残程度为七级。倪玉梅拿着报告要求公司给予经济上的补偿，遭到拒绝。
“丈夫今年45岁，按照平均年龄75岁算，至少还要支付30年的治疗费，现今每次治疗需要近2万元，每两年一次，后续治疗费24万元并不算高。 ”倪玉梅说。
依法享受工伤保险
因为拿不到补偿款，倪玉梅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就这样，这个没有读过几年书、几乎不懂职业病防治法的农村妇女开始了维权之路。
2009年，倪玉梅将正宝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公司一次性支付伤残补助金7万元、鉴定过程中产生的医疗费1.4万余元、停工留薪期工资6万元以及后续治疗费等。
正宝公司辩称，对于原告主张的医疗费、鉴定费等无异议，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伤残等级可按法律规定处理，但停工留薪期的工资等费用没有依据。
法院认为，根据劳动法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工伤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规定，用人单位使用的外来从业人员在参加综合保险缴费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经有关部门做出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工伤保险，符合相关规定。
法院判决正宝公司一次性支付吴齐荣工伤保险7万元、医疗费1.4万余元等。对于还未产生的费用，可以另案进行处理。
后续费用尚无着落
倪玉梅一家接受了法院的判决，也拿到了相关赔偿。不久后，倪玉梅发现正宝公司倒闭，老板人间蒸发。
“现在老板跑了，后续的治疗费用一分钱都拿不到。”倪玉梅说，丈夫如今在老家休养，她留在上海，凌晨做早点赚点钱，白天就四处奔波为丈夫维权。
据倪玉梅了解，当年，嘉定区安亭镇为招商引资，以土地入股方式吸纳进该公司，并享有该公司20％的股份，公司对该片土地的租赁使用期是 40年。
倪玉梅找到嘉定安亭镇政府。 “其实如果不是政府出面，丈夫连尘肺都可能鉴定不下来。 ”倪玉梅说，当初鉴定时他们没有钱，是在孙镇长的帮助下，丈夫才顺利住进医院进行了鉴定。
昨日，记者联系了嘉定区安亭镇孙镇长，对此事孙镇长十分清楚。他表示，当初镇里确实是以土地入股并享有正宝公司的股份，但现在镇里不仅收不到回报， 同样也不知道公司老板的去向。如今，有关部门将冻结公司所在的土地，禁止一切租赁或交易，这样一来老板肯定会出面，然后再协商解决吴齐荣的后续检查治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