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河南、山西众多黑砖窑扣留大量未成年人充当苦力的消息充斥坊间。据报道，这次发现“童工”的规模、范围、数量都相当的大，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的数百家窑厂简直就是一条血泪铺就的“黑工之路”。
看了记者们“惊讶”的情状，我笑了。这就是你们城里人的发现？是发现了“事实”呢还是发现了“良心”？你知道咱中国有多大，咱中国的农民兄弟有多少？咱这些农民兄弟里有几多未成年人？他们今天都处在什么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下呢？
我说出来真相你可能不信：如果一个老实八交种地的农民，单靠地里打得那点粮食过活，那他真就得饿死。因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土地里的出产，是挣不到一分钱的。
我举几个例子。我们老家在甘肃省庆阳市，属於中央还能时常关怀关怀的革命老区。庆阳市西峰区所在的董志原，是周祖发详之地、中国黄土层最深厚的地区，“高田厚土”之谓也，人勤地肥、风调雨顺。我一个亲家姐世居董志原，家有四口人，男人在新疆库尔勒给人家修路，一年出门一次，一次出门九个月；儿子在兰州给人看店铺，女儿在广东某企业打工（我就不透露她多少岁了，怕你们知道了给解救出来），留下她一个四十多岁半老女人在家种著四个人的承包地。
拿她种的二亩玉米来说，从翻地开始，就要叫拖拉机连耕、带平、带种，一亩地投入若干块钱的费用；还有种玉米用的塑料薄膜，也得花钱买来；然后是购买各种性质的化肥，再一盆盆端到地头、一把一把撤到地里；还有杀虫的农药；如果今年墒情不好，再浇点水，还是钱；等到玉米成熟了，拉架子车到地里去扳玉米棒子，拉完玉米棒子再拉玉米杆，把玉米杆从泥土里挖下来，来那真不是轻省活，特别特别累人。好了，拉出来了，再上机子粉成绿肥，还回田间里去。弄回家的玉米棒子要剥皮结串挂到树技上、房檐下晒，几个月后晒透了，家里到这时候也没啥闲钱了，再把玉米弄下来退成籽粒，用簸箕一下一下簸除掉里边的碎皮，装在麻包里，然后拉到粮站粜掉，换成钱，如果不打白条子的话，应该卖七百来块钱左右。除去机耕、化肥、薄膜、农药、水这些成本，还能挣来多少？如果气候反常一点，国家再收点什么农业税，乡镇再来点摊派，还梦想能有点富余么？
对农民来说，其实交不交农业税都已经变的无所谓了，为啥？因为化肥涨、水涨、油涨、机耕费也跟著涨，农药也跟著疯涨，就是收购农民手里的粮食，价格不涨反降，你说说还不是变相让国家赚回去了？
再看庆阳市最穷的环县。我去过环县耿湾乡一次，乡长说，“这里的农民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没水吃。雨水都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而且，因为山上没有植被，雨下小了，就让一年干透的表土给渗掉了；雨水下多了呢？又形成洪涝，一水冲过了。好不容易集留下来窖里这么一点点水，人畜合起来要省著吃一年，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如此”。乡长此言不虚啊，我们所在的乡政府，也吃著喝著这种水，都是半年前集留下来的窖水，放再多的茶叶都有一股“海蓝藻”味——无锡人民太无知了，你们喝一次有味道的水就受不了，相比耿湾乡的农民，你们嘴里的海蓝藻，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矿泉水你信不信？
耿湾乡长也说了，“我们这里没有啥富裕户，只有穷和更穷两种人。许多人混个温饱就算幸福，如果这户人家有一个人不幸生病，那就完了，一夜之间就能让他们倾家荡产。”
我们都笑了，就他们这点“产”，能经得起在中国生一场病？够得上用这个词么？“倾家荡产”！有啥可“倾”哟，凭什么“荡”呢。我只是记下了乡长嘴里吊著的一个新名词：“一夜返贫”。这地方跟董志原比，那又变的不成比例了，董志原在耿湾人的眼里，真比天堂还要富裕呢。
再回头看看宁夏西海固。在耿湾乡的对面，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这里地处沙漠边缘，是贫甲天下的地方，比十个耿湾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回民作乱被镇压后，清政府把他们流放安置在这里，有那种永世不叫他们翻身的恶毒用意在里边呢。那里住著一些当年几乎被赶尽杀绝的剩余回民，一个常见的现像就是，半大的孩子每天跟著驴，走几十里地以外，去驮一担地沟里的脏水回来吃用。他们的日子有谁知道？他们的苦难谁来过问？
做一个正经农民，种几亩薄田，到头来还要赔给国家钱，他们有什么希望和奔头？过去农民种著大烟都过不好日子，何况现在种点包谷麦子。谁不知道，天下最好欺负的就是农家人。如果有一种生活，包吃包住还能挣几个钱，这比家里等死不强了去了？终於明白过来的农民兄弟们，蜂拥而入，背井离乡，远走高飞，做鸡的做鸡，做鸭的做鸭，做黑社会的做黑社会，年龄不够，胳膊和生殖器没发育完善的，他们就去了砖窑、煤窑去打工。
我从窑厂烧砖的事件来分析，这还是很不错的一份工作，至少没有挖煤那么危险对不？至於说发钱多少、发与不发，打与不打，与生命相比，又有什么关系呢？东家能给一口饭，就等於减轻了家庭负担，他们的爹妈感激还来不及呢。这就是这样的盛世和谐局面，被几个好事的记者们给打破了，他们调查研究，然后报道解救。我要质问他们一声，“住手，你这是救他们还是害他们？你们让他们回家干什么？跟父母争地里的口粮？坐在家里吃闲饭？反正他们是念不起书的，就算是小学毕业，又怎么能去外地读初中？考上大学又怎么样？他们能拿得出来一年数万的费用？
“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做为人民的政府，你可以不去“享受”他们过的那种日子、可以不去体会他们肉体上承受的那种“幸福”，但你们不应该“坐著车子转，隔著玻璃看，挥挥手，好好干”，麻木到不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的程度。
当年山西巡抚于幼军上台伊始，就发表演讲说，“我多长多长时间内要关掉多少多少个小煤窑”.
我当时就说“你不能、也不敢、更做不到”。每一个煤矿都是一块肉，国营大矿尽著让国家吃了、国营中矿尽著你於幼军吃了，那些私营小矿，得留著给乡长吃、窑主吃。现在，小窑关掉了，小窑主要哭，乡镇干部要哭，那些在小窑里掏煤的窑工更要哭。他们会结伙上你衙门前请愿：“不能为了你国营大矿的人好好活著，非得要我们去死？我们要掏煤、我们要做工！我们强裂要求黑心矿主剥削我们，剥削有理，剥削有功！”真要发生这种不幸局面了，山西的和谐社会就被彻底打碎了，你於幼军的革命生涯就算走到头了。
我分析的对不对呢？我要说，山西、河南还是好的，还有窑有煤，放在临夏、三甲集、西海固，你只能走冒死去云南贩毒、去青海贩枪，走这一条“脱贫”捷径了。今天，山西黑砖窑用童工，有人受不了，那么，那些老少边穷地区呢，西部呢？横断山里、云贵山上、内蒙古大草原、全部西藏——我都不说我自己这样的人——他们哪里住的还是不是人、算不算人？那些世世代代过著与世隔绝生活的，上不起学，穿不起衣服，看不起病的，又当何论？
前几天，我在中央台看了一期节目，叫《陕北歌王王向荣》。王向荣回忆他小时候，十六岁不到父亲突然病死了，然后他缀学去挖煤。那煤窑小的就只容一个人爬著进去，自己家的一个本家哥就是挖煤时塌方压成了残废。几十斤重的王向荣匍匐著进去，再拖著百十来斤的煤块匍匐出来，你觉得他这个姿势酷么？如果不是把前世最大的孽给造下了，今世怎么能受这么大的罪呢？每天出门，王妈妈都在院子里弄个土堆，然后跪下烧香瞌头，一直瞌到王向荣回家进门。回忆这些的时候，王向荣满眼含泪。
记者大人们，你们坐著时间机器回到马茹疙瘩村口，站到煤窑洞口，解救十六岁的童工王向荣，那么王向荣会答应么你们么？你们把解救下来的王向荣牵手交还给他母亲手里，小脚的老太太会感谢你们一句么？我想会的，也许又不会，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只会“小解”，你们从来不知道怎么去“小救”。
面对著一辈子没出过村口十里路地的老太太，面对著一辈子没有见过一百块钱大票子的老头，面对著不认识国旗的壮年羊倌，面对著不识巧克力怎么吃法的半大儿童，你懂得什么是他们的幸福他们的痛？今天，你们“勇敢”的解救了三百多名“童工”，那满山遍野的“童民”留给谁去“发现”和“解救”呢？过来我们兰州看看吧，大街小巷的牛肉馆里有太多的回民孩子在端饭、扫地、擦桌子，那些天天光顾牛肉面馆体察民风的省长、书记大人，他们至今没发现这个奇特的现象，正等著你们来挺身解救他们呢。
当年解放区里开地主的斗争会，党的干部启发“赵光腚”们，“韩老六、黄世仁剥削你们了没有？压迫你们了没有？强奸你们的妻女了没有？”“赵光腚”赶紧护著东家说：“没有没有，都是我们自愿的，东家对我们可好，给我们吃，还给我们穿，还捎带养活了我的女人，我都基本都不用花钱了，生活水平比过去整整提高了五倍。可以说，没有东家，就没有我赵光腚的下半身，敢谢东家给我及我的女人最大的关怀和温暖，一饭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人之常情，千万别黑白颠倒了。”
我看这赵光腚的水平蛮高，比哲学家高，比中国的省长、书记、记者们都高。因为，你们描绘出来的蓝图，他们永远等不到；你们嘴里说出来的馅饼，他们永远也吃不著。老百姓只顾眼前，活命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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