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约10名香港Foodpanda的外卖员来到公司在上环的总部，与资方进行谈判。过去几年，香港外卖员有零星的集体行动，这次是其中一家外卖平台Foodpanda员工今年的第二次抗议。
参与行动的外卖员代表均来自网络上的外送员群组。他们于本月初曾到Foodpanda位于尖沙咀的办公室，要求与管理层会面，讨论当时仍然生效的接单率规例（该例之后被资方取消）。经一轮波折后，再在7月15日当天与资方会面。工人提出了五点要求：1）提高服务费底价，2）制定关于接单率的申诉机制，3）解决系统出错降低接单率的问题，4）取消货到付款服务和5）增加意外保险保额。
外卖员表示，自疫情以来，单价便持续下跌。近月，Foodpanda还两度更新底价政策，先在6月降低底价，平均每单扣减1元（港币，下同）；7月初又取消接单率划一服务费，按“市场供求定律”每两星期更新底价，令外卖员的工资波动更大，令员工甚为不满。另外，Foodpanda的应用程式一直出现各种问题，包括自动错过订单、误算外卖员拒单率，令工人无故蒙受损失，因此要求公司改良系统设计等。
现时，以步行送餐的外卖员每单约可赚到20-30元，车手通常是50多元，相比数年前已有所下降。一名在Foodpanda每周工作六天的外卖员向香港独立媒体表示，今年工资比2020年每月少了2000元，更试过工作3小时只赚到100元，直指是“白做”（即白忙）。
除了收入，外卖员提出的诉求不少都跟应用程式的设计等技术问题相关。首先，接单率的两个诉求牵涉到Foodpanda的系统设定。外卖员向中国劳工通讯表示，系统偶尔会无理计算工人拒单，工人因为网络问题收不到通知，又或进入了电梯等环境，系统在此时派单，便容易计算工人拒单。另一方面，Foodpanda的应用程式不设申诉流程，外卖员遇上系统问题需要投诉，往往要自行发电邮联络客服，费时失事。
至于货到付款服务，行内称COD（Cash on delivery）单，即外卖员需要在交收商品时代收现金。由于香港的电子支付并未全面普及，不少客户仍用现金交付，一天约有一半单是COD单，外卖员因此要负责代收，之后再转帐给公司。不过，外卖员指收钱和转帐程序麻烦，而且还会出现计错数的情况，多扣工人工资。
此次劳资谈判足足历时4小时，由7名外卖员代表与Foodpanda营业部总监Pedro Dias谈判。会后，外卖员指资方态度强硬，未有答应任何诉求，仅称会改善系统问题。
疫情以来，香港外卖员的劳动处境
自2014年开始，外卖平台开始落户香港。其中，Foodpanda由2014年开始在香港营运，Deliveroo在2015年进驻，UberEats则在2016年登陆。现时香港外卖市场主要由Foodpanda和Deliveroo均分，各占40-50%，UberEats则占10%。
外卖平台最初的扩张并不顺利。以Foodpanda为例，该公司在香港发展3年后，在港岛仍只有与约200家餐厅合作，九龙区不足100间，新界大部分地区更是未开发状态。而且，大多数与外卖平台合作的都是高档餐厅和连锁店，送餐服务费也高，使其消费群较集中在白领和高收入人士。直至2020年疫情爆发，外卖需求激增，接入外卖平台的店家不断增加，服务费也有下降趋势，同时更多工人涌入该行业，平台才有了一次急速的增长。
与其他地方一样，香港大部分外卖员都是以自雇形式与平台订立合同。外卖员送餐需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由自己购置。一位在天水围做骑手的外卖员告诉我们，在入职前，Foodpanda的外卖员便要先付200元购买制服和保温箱。他的单车也是额外自购，价格约1200元，加上自购的头盔，未工作便先耗费约2000元。
不过，香港外卖员的实际劳动过程与其他地区有不少差异。当客户跟餐厅下订后，骑手和餐厅的手机会同步响起，外卖员便要决定是否接单，拒单会计入数据中。以这次发起行动的Foodpanda骑手为例，骑手只能从系统一单一单地接。接单后系统便会指示出目的地，车手需要完成这个订单后，才能接新的单。只有在同一个餐厅收到两张单的情况，骑手才会收超过一张单，不过这时系统会指示先后次序，所以外卖员仍然需要根据系统的指示送餐，没有自行组合订单的自由度。
由于不少外卖员都是在各社区内部送餐，活动范围有限，用脚走或是用单车便已经足够，并非所有外卖员都使用电单车，跨区送餐的更少。骑手表示，他大多走的是单车径，不用出马路驾驶，暂时还未发生过意外。不过，这并不代表送餐过程完全顺畅。系统使用直线距离计算路线，不仅与实际的路径脱节（骑手需要绕路，而非笔直地走），同时不会考虑上坡等情况，因此骑手送餐的距离和付出的精力往往远高于平台的估算。
在整个送餐过程中，外卖员虽然提到系统会计算工人的送餐时间，但并没有超时罚款的规例。平台仍然会记录超时情况，有骑手便因为送餐时间多次过长被开除。不过，系统的时间计算似乎是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控制外卖员的劳动强度。
由于发展时间还比较短，香港Foodpanda平台对外卖员的劳动控制仍在相当初期的状态。首先，应用程式内的路线计算不准确，使骑手有些时候还是倚靠自己的经验送餐。送餐时间的计算，则远远未发展出与时间竞赛和罚款的惩罚机制。平台以拒单率来决定骑手的底价基准规则，也因为引起外卖员不满而决定收回。外卖员对平台系统的各种缺点和故障的不满，亦间接反映了现时香港外卖平台技术力量发展的情况。
当然，这不代表Foodpanda的外卖员没有受到诸如平台的订价机制及规章制度宰制。事实上，Foodpanda拥有开除外卖员的绝对权力，无须给予任何理由。平台订价方式的改变，亦持续威胁外卖员的生计。平台以自雇方式与外卖员签约则使它享有节约大量劳工成本的操作空间。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香港外卖员的处境，我们还可以拿中国内地发展得较成熟的外卖行业作对比。在内地，每天高峰时期都有大量暴增的订单，骑手的处境更为高压和紧张。平台会持续把订单推送给外卖员，因此出现了骑手接超过一单订单、自行组织路线，甚至接单后再长时间停在一处搏取更多订单的“吸单”情况，骑手的送餐时间被压缩得更短。
另一方面，为了要每个外卖员完成更多的订单，内地平台对外卖员的控制更强，差评和超时不但会被系统记录，影响骑手之后的接单质量，也会直接罚款，一单超时可能就要扣工人一天的工资。内地骑手大多驾驶电单车在大街上穿梭，为了追赶系统定下的时间，出现的事故和伤亡往往特别严重。在香港，这些情况还没有普遍地出现，但外卖行业经过疫情带来的发展，平台之间单量急增，竞争日烈，离以上景象又近了一步。
疫情以后，香港外卖行业的发展路径
随着香港的外卖平台因为疫情而急速普及化，平台之间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近两年来，平台之间的宣传战不断，地铁、电视、互联网均充斥着外卖平台的广告。平台的网络亦不停扩张，以Foodpanda为例，它的外卖覆盖范围已经扩张至离岛以外的全港各处。 Foodpanda亦在3月推出了订阅制pandapro，客人需缴付65元月费，便可获取每月5次的免运费等优惠。
参考中国内地美团、饿了么的发展路径，当外卖平台扩张时，资本之间的竞争往往以价格战等补贴形式发生。外卖骑手的配送费是来自顾客支付的服务费和平台部分转付的商家佣金。由于平台不断补贴消费者的送餐费和店家佣金，当骑手的配送费不变时，平台便要额外作出支付。长期的竞争压力，使平台的负担愈来愈重，这里增加的成本部分便需要外卖员来承受，外卖员的单价因此会被压得愈来愈低。同一时间，更多外卖员因为行业急速发展以及门槛低而加入平台，又使低价得以维持。
曾在北京送外卖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曾经谈到单价下降的情况︰“像以前都是10块钱一单，甚至11、12块，然后逐渐变成9块，8块，7块……像小城市的话就更低了，北京的话，他们是有一个进阶：你跑了500单以后，是8块，跑过900单以后，是9块。那就只能拼命跑，这样他就挣的更多了。”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随着外卖单量在竞争和扩张的过程大幅增加，平台为了更彻底地控制本来较为零散的劳动力，还会开始实行各种鼓励和惩罚的机制。一边厢，是推出骑手的等级制，透过记录和评核外卖员的接单量和工作时间，提高忠诚工人的单价和订单质量。另一边厢，则是不断压缩外卖员的劳动时间，对不能顺利完成送餐的员工实行罚款，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
在香港，距离发展至以上的情景似乎还有一段路要走，包括电子支付的成熟程度、香港市区的道路设计，都是阻碍外卖行业发展的困难。然而，像单价下降这样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以往外卖员一小时接3单订单，一小时赚到90元，“远超最低工资”的情况大概会愈来愈少。
面对未来，香港的外卖员需要更强大的支持
由2016年外卖行业急速成长的时期开始，中国劳工通讯便收录到愈来愈多的工人集体行动。围绕着抗议降薪、欠薪和罚款的诉求，工人的抗议数目从2016年9起增加至2018年和2019年分别57起和45起。不过，在工人组织受到资方和政府打压的情况下，工人即使付出了行动的勇气，也只能延缓降价的速度。工人实践的经验证明，没有足够的外卖员集体行动支持、没有一个有系统和策略的工人组织，以及社会大众对工人情况的认知及支持，工人要抵抗资方的打击会相当困难。
几乎可以预见，香港的外卖员也会面临平台大战、降价、劳动控制不断加强的情景，问题可能只是发生的速度和形式。现在，不少香港一般市民以及各行业的工人仍然对外卖行业和外卖员的情况一无所知（或者除了记住了几个广告之外）。我们需要更多有志的工人和青年调查揭露该行业的实际情况，同时让一众外卖员知道行业接下来的变化，为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