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中村”的机会和艰辛
“城中村”一直是广州的痛。它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地方政府挠头不已，
甚至屡屡被专家当作反面典型抨击，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正是这些隐匿於摩天
高楼背后大片低矮、混乱、丑陋的村落，演绎>当代中国人口迁徙的人间万象。
所谓“城中村”就是“城市里面的村子”，其行政设置是“村”，管理机构
是“村委会”，常住人口是“村民”。村民的住宅是建在自己的宅基地上，一般
都是四五层的小楼，有点像城市，但有欠豪华整饬。村民没有田地。据说广州的外来常住人口总数约在180万左右，大多栖息於139个租金便宜的
“城中村”里。他们大都来自外省的乡村，干的是城里人最不屑的“贱活儿”，
且经过城市生活艰难、屈辱的打磨，他们坚韧地沉淀在城市的最底层。
猎德村就在珠江边，周围的珠江新城正在拔地而起。走在猎德村里，有一种
历史与现实、城市和乡村交融的奇妙感觉。河涌边，祠堂前，闲散的人们扯>闲
话，搓>麻将。这里有村民4000余人，主要以出租房屋为生。房客多是来自外省
的打工者。居住在这里的外来人口有1万多人。
我在比肩而立的“握手楼”森林中穿行。这些密布村庄的羊肠小巷构成了猎
德村的血管，在这个几乎由新移民组成的群落里日复一日地搏动>。关於“城中
村”的生活是有许多流传的顺口溜作为写照的：广州“城中村”，不知晨与昏。
难见窗外一线天，一日>餐要开灯。在贴>磁砖的新楼房里，是晦暗的光线、
狭窄的楼梯和简陋的家居。那些被称为“流民”的人群就蜗居於此。
他们生活在别处，有关土地和家园的梦在他们酸涩的记忆中已经荒芜；他们
驻守在陌生的都市，安於贫困，无所逃遁。
故事之一：送煤气罐的人
谢宏生的老家在湖南衡南县，他来广州>年了，一直以送煤气罐为业。妻子
农闲时过来给他烧饭，带>放暑假的10岁小儿子。
他们租居的是一间16平方米的房子，和另一对老乡夫妻合住，350元房租分摊。
夫妻俩觉得很合算。“以前这隔壁12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四对夫妇，上下铺，
更挤！”相比之下，他们觉>住得很宽敞。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奇妙的“同居”方式。空荡荡的屋子里除了两张大床、一
张小餐桌，别无一物。电风扇是屋里唯一的电器。床头的花布帘子算是分割了同
一屋檐下的两家生计，他们相安无事又水乳交融地继续>各自的异乡生活。
谢宏生在一家煤气店给人送煤气罐。一瓶>块钱，他每天一般要送七八瓶，
最多的时候有十多瓶。“在家听电话，一接到信儿就得走，有时一天都不得歇。”
他黝黑的脸上有一种平静的忍耐和知足。
老婆在旁边插话说，他太老实，有些打工的出来送煤气，现在早就做老板了。
“一年赚个20来万，还算少的！”她话里流露出艳羡的口气。
谢宏生不以为然。“那些都是黑户，没有证件就送气，他们开的是小车，比
我们骑单车的快。广州每年都清查几次，有什麽用？那些气站只认钱不认人。”
他有些激动，从包里掏出皱巴巴的“送煤气证”，上面因为汗水的浸渍和手的无
数次抚摩已经变得有些污浊。我知道，类似的小卡片是他们穿梭於城市的通行
证，他们怀揣>它，小心翼翼却难免触雷。
他郑重其事地捧>那张小卡片。我觉察到他表情里有一种无意掩饰的光明、
坦荡之气，委屈又有些理直气壮。他说，这些送气的黑车太可恨了，他们不缴纳
各种税费，压低了市场价格。现在送气的人也多了，这两年，再累，一个月也只
能挣个1300元。而且，收入很不稳定的。有时一天只能送两瓶，那可就让人发愁
了。他们生活难得有结余，一分一分抠>花。
他最□虑的是孩子的学费。两个儿子都在老家念书，一个学期学费就要1000
多元。他们再累再省还是觉得捉襟见肘，尽管他们不吃荤菜早就习以为常，夫妻
俩一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300元，但他还是觉得拮□。老家的几亩地，妻子还在耕
种>，每年500元的税费一分也不能拉。
他们目前还欠下3000元外债，儿子快开学了，他们又开始发愁回家的路费了。
他伸出手给我看，一双布满老茧的粗糙不堪的手。广州的高层建□很多，在
没有电梯的楼房里，他得扛起沉重的煤气罐一级一级地登上去。在铁栅栏后的单
元房门口，那些城里人用戒备的目光扫视>满身臭汗的他，然后吝啬得连“谢”
字也难得出口就将他打发走。
“钱嘛，总有挣得多的挣得少的。有的人一月能挣几万，有的人只能挣几百，
都是靠自己的本事。钱多有钱多的活法，钱少有钱少的活法。”老婆以前做过手
术，不能干累活。面对不宽裕的生活，不时说出这样“自足”的话来。他们并没
有多少怨天尤人的心理。要抱怨，也多是抱怨自己“没本事”。
这似乎是这个群体的普遍心理。他们从来没有“优越”过，从来也没有任何
人关心过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信念：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自己
拯救自己。
故事之二：送报者
杨正瑞迟到了就被扣钱。因为他是送报的，必须准时。
但杨正瑞还是被扣了几次钱，少则十几元，多达百元。“本来累死累活就赚
不了几个钱，还东扣西扣的，这碗饭不好吃哇……”同屋的大姐告诉我，上次有
个老乡刚从家乡来就干上了这行，一开始就要“洗楼”（在居民区跑的推销订阅报纸活动）。这是干这行的基本功，不会“洗楼”的业务量上不去，
也就赚不了钱。有一次因闹钟出问题迟到了10分钟，除被扣了300元钱外，还立马
掩羲壶□［
为此，杨正瑞的老婆为他买了两个闹钟，以防万一。
“现在想送报的多呢，工资开得越来越低，他们不愁招不到人”。
他已经经历了艰难的“洗楼”历程，手里现在也有400多家订户，月收入120
0多元，刚够养活老婆孩子和支付房租、水电。可是这样的日子是艰难的，单位下
达的任务量没完成的话，他们还要沿街叫卖，卖不完的话就要自己往里填钱。他
们的屋子里散落>过期的报纸，成了孩子的尿布。
但很多时候，当他们穿行於居民小区的楼道中，常常被保安和居民疑为“小
偷”。城里人满腹狐疑的眼光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无时不提醒>他们的身份和
角色。
干这行五年了，他对这份工作有一种珍重和热爱。毕竟，这份工作相对稳定，
只要不出错，一般也不会被“炒鱿鱼”。而且，他似乎有一种渴望，渴望通过自
己努力工作，逐渐融入这个城市。比起垃圾工、搬运工来，他的工作还显得有些
尊贵。
尽管，五年里，他的积累并不多，生活也几乎没有什麽改变。
故事之>：与垃圾打交道的人
在猎德村一条小巷的十字路口碰到了郑宣斌。他打>赤膊，手里拎>刚买的
蔬菜。他在这儿呆了五年，是老房客。他来自湖南常德，在广州一家清洁公司做
卫生。
郑宣斌个头瘦小，可看人的目光不直视，不躲闪。“环境很黑暗。”他低>
声静静地说。让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想去他家看看的要求。
这个年轻的汉子身上有种不容置疑的顽强。但最后，他还是让步了。
家是临时性的，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存在>。两间屋子住>他和弟弟的
两家人，还有两个从家乡来打工的老乡。用不规则的木头支起的上下铺低矮、阴
暗，颜色发暗的蚊帐、被子很苟且地置於一边。孩子们在地上天真地打闹。他母
亲忧郁地独坐一旁。这似乎是猎德村最寻常的现象。这些来自外乡的农民，如果
他们中有一个干上了清洁工或送报工，那麽他的兄弟姐妹、亲朋故友几乎毫无例
外地也会变成清洁工或送报工。郑宣斌一家就是如此。他的妻子、弟弟和弟媳都
干上了清洁工，每天凌晨四五时即起，每月可拿到600元的工资。这一大家子成了
与垃圾打交道的人。
关於暂住证的话题似乎触动了郑宣斌心头的痛。
“我不明白为什麽乡下人进城挣点钱就那麽难？！暂住证、务工证、计生证、
身份证，一样都不能少，走在街上一不留神，警察瞧你不顺眼，就抓你进黑屋子
……”他的眼神里有种愤怒、无奈和隐忍的复杂情绪。
他有过那样的经历。仅仅因为没有及时更换暂住证，被警察抓了去，关了整
整>天>夜，还加倍罚款。暂住证每>个月要更换一次，办一次要交60元，一年
下来就是240元。一家小两口，光暂住证就要破费480元。
“那可是一个月的工资啊，一个月不吃不喝才能省下这笔钱来。”他不平地
说。“他们不知道，对农民来说，一块钱都是多麽重要。一块钱差不多就够一顿
饭。”他也几乎不吃荤菜，连蔬菜都挑最便宜的白菜、黄瓜买。
其它证件也得花钱。计生证要20多元，老婆还要定期妇检，每次得花个十多
元。常常遭遇的情况是特意为办证请假，可又找不到办证的人，工资还被扣发。
就这样一年下来，挣的钱永远也追不上办这些个五花八门的证件。难得攒下钱年
菁湍隙□模［
郑宣斌疑惑的是，仅凭暂住证能分出人的好坏吗？真的是坏人，恰恰会去办
证来掩护自己，遭罪的还是老实人。
“听说北方没广州查得这麽紧，明年准备去沈阳。”广州留给他的似乎伤痛
多於安慰。他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个城市对他的排斥与歧视。有一年大年>十晚上，
他骑单车回家过年，被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倒在地。他忍痛挣扎>爬起来，那人
用粤语大骂他找死。他理论了几句，说要打110报警。不料那人很轻蔑地掏出手机，
大方地说你打吧。他没有去接手机，他知道没用。
提起往事，他眼睛里仍然闪烁>无法掩饰的愤懑和不屈。
他来广州五年了，生活几乎没有改观。活动圈子也小得很，上完班之后，就
蜷缩进自己的小屋，连电视也不看, 因为他没有电视机。“在外面，到处都是
陷阱。”被查、抓、罚怕了的他噤若寒蝉。但他还是不愿意返回家乡。“家乡（
农田）都成了草原，”他说，“将来到处都会成为草原。”
触摸他们血液中温热的力量
那年的冬天我在北京，以一个实习记者的身份整日穿行於高楼华宇间。一个
暮色降临的黄昏，在东直门外大街的一个拐角处，一个女人正惊魂未定地向围观
者讲述她的遭遇：她的爆玉米花的>轮车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那些穿制服的人
在粗暴驱逐她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掳去了她筐子里的当天全部收入50元
人民币。她的同伴们动作快， 男 逃脱了。她在慌乱中骑>那辆破旧的>轮车，
却逃错了方向。
她像祥林嫂一样反反复复地自责，我怎麽那麽傻呢，连方向都跑错了。她和
丈夫都下岗了，生活费加起来不到300元，爆玉米花好歹能补贴家用，还有孩子在
上学呢。围观的人们纷纷叹息>，安慰>她。这时，她的男人闻讯赶来了，破口
大骂。女人没有辩解，兀自一遍遍地自责>：我怎麽那麽傻呢……
路灯照>她脸上尴尬、惨淡的笑容。北方的风很刺骨，那一刻，我感到这城
市是如此陌生而冰冷。行走在满街闪烁的霓虹中，我在想，这城市到底属於谁？
在这都市繁华的另一面，那些为生计所迫的人们是怎样生存的？我们真的了解吗
？
在2001年的这个夏天，我终於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
这个贫困群体中我极少地看到眼泪，极多地感受到隐忍和愤懑。
只有一次。在沈阳夜归的出租车中，我像往常一样试图和司机作一些例行的
交谈。我一向深信出租车司机是一座城市的血脉所在，他们最能清晰地感知城
市脉搏的跳动；同时几天来的采访让我了解到，遍布城市角落的出租车司机几乎
无一例外地是下岗工人。但是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问话：“
不要跟我谈下岗的事儿！”默然。当我转过头去的时候，发现这个40多岁的中年
男人已是泪流满面。
半晌，他抬起头：“我痛恨！”声音里那种斩钉截铁的仇恨令人惊颤。
我想在这个男人不易轻弹的泪水后面一定有>太多的辛酸、无奈甚至悲惨的
故事，但我更为□虑的是他眼神里仇恨的火苗。
不仅仅如此。在沈阳，在武汉，在城市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群落中，人们在
纷纷诉说生活困窘和谋生艰难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腐败的指斥和社会不公的愤懑。
在我即将告别沈阳时，这个城市又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非常事件：一个
屠宰店业主一口气杀死了两个例行检查的卫生检疫员。
当赤贫使人无法自然地认可命运的安排时，生存的理想就会滋长於人性中恶
的根芽。在贫与富直接面对的地方，社会冲突往往极易发生。在一些经 \ 凋敝的
工业城市和城镇，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意识和行为开始显露，诸如集体性抗议、
暴力冲突甚至黑社会性质犯罪。
在屡屡穿行於贫困家庭、工业区、政府机关的日子里，我常常置身於一种痛
苦、感动和悲悯交织的复杂的情绪洪流中。来自民间的热忱和地方官员的冷漠，
让我对於采写的话题有了更深切的反思和体认。
在沈阳，一名出租车司机听说我的采访意图后，坚决不收我的车费；在武汉，
许多接受采访的下岗女工总是拉住我的手，真诚地挽留我吃一顿简单的家常便饭
；在工人村一户特困家庭里，瘫痪多病的女主人一遍又一遍地感激多年来当地一
名记者：我可敬的同行对他们一家的帮助，而为了换取微薄的租金，这个>口
之家住进了潮湿、阴暗的8平方米厨房……
这个弱势群体太需要倾诉需要关注，需要自己的声音不要被遮蔽。即使在他
们抱怨、诅咒社会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时，我还是能真切地触摸到他们血液中温
热的力量。很难说他们是改革开放竞争机制中的落伍者和失败者，我更相信他们
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牺牲者。
令人遗憾的是，来自城市弱势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屏蔽”
或低估了。在一系列公开的统计数字中，关於城市贫困的各项指标仍被界定在安
全线之内。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事实：落后的统计系统再加上一些主观意识作
祟、官僚腐败作弊，把一个国家应有的□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
之外。
在奔走於各政府机关之间，从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到市级政府部门，我得到
事先所能想像到的待遇：疑惑、回避甚至排斥的目光。在沈阳市社保部门，一个
女处长明白无误地向我发出了“逐客令”：“我们本地记者都不接待，就别提外
地记者了！”她职业化的生硬表情让我极易联想到她面对那些请求发放养老金的
老工人时的面孔。
在沈阳市民政局，一名我至今都不知道名字的处长却对我深入该市的采访举
动十分感佩，并真诚地表达了他对《南风窗》的敬意。他说，这个群体太需要关
注了。
冷漠是一种伤害，而良知却表现出穿透谎言和麻木的强大力量。一个社会对
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体现>这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反之，对弱势群体生存
状态的旁观、麻木和冷漠，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和冷漠。
社会学家告诫我们，适度贫困的存在不是社会的耻辱，不能够正视贫困，从
而掩盖贫困，结果导致忽视贫困，才是最可耻的。
面对贫困，我们无法沉默。
转自北大新青年论坛 200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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