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在马来西亚的20名中国女工的遭遇是中国众多被骗劳工的缩影。近年来，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甚至令国人麻木。经过多方采访调查，试图还原一个从女工求救到各方营救的全过程，让读者感受这其中的温情和责任。
经过70天的煎熬和等待后，杨柳终於可以松一口气了。5月27日淩晨，她的“娘家人”——陕西省相关部门负责人抵达吉隆坡，这意味著，她在马来西亚的苦日子将就此结束，过不了几天，她就可以回国了。大约两个半月前，这位20岁的陕西女孩和其他19位中国女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西安。她们怀揣著淘金的梦想，不远万里来到马来西亚一个偏远的乡镇制衣厂，可是，令这群善良贫苦的女工没有想到的是，从她们看到招聘广告的那天起，就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之中。
孙鲁华也许是她们最先求救的对象，这位马来西亚华人工会青年团公共投诉局副主任平日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中国劳工解决一些劳务纠纷。5月29日，他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4月21日，一位中国女工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她们被骗了，希望我们协助她们解决问题。”根据那位女工对孙鲁华的敍述，国内劳务中介声称给她们的月薪将是400～550美元，但到了马来西亚跟厂商签订合同的时候，只有850马币（1美元约合3.5马币），差距太大。
“这850马币还要扣除100多马币的税收，还有250马币的伙食费，最后也就剩500马币。”孙鲁华说：“这样一来，她们就等於白做，因为她们光中介费就花了1.6万元人民币，再加上到马来西亚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差不多已花了2万块。”据女工介绍，中介公司是陕西省劳务部门委任的一个公司，这些女工是报纸上看到广告去报名的。
就在女工向孙鲁华讲述她们悲惨遭遇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柔佛州郊区的那家名叫“优雅”制衣厂里，女工们在怎么也优雅潇洒不起来了。跟厂商多次交涉未果之后，她们已经陆续展开了罢工行动。媒体是她们想到的另一个求救渠道，其中就包括马来西亚第三大华文报纸《光明日报》编辑部。“她们觉得那边待不下去了，宿舍的条件也很差。”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新闻部主任戴志强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他随即派记者前往她们所在工厂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并对她们日后的每一步行动进行了跟踪采访。
听了那位女工的哭诉后，孙鲁华深感责任重大，按照以往处理这类事件的惯例，他马上与那家制衣厂老板、马来西亚当地中介公司，以及陕西的那家中介公司三方取得联系。很快，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5月1日，在当地属於合法的大陆中介就派人到马来西亚。”可令孙鲁华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就是不承认当时有承诺那么高的收入，隔天就走了。”
无奈之下，女工们不得不求救於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5月8日，她们带著行李，乘坐巴士从200公里外的工厂来到吉隆坡，在《光明日报》记者的接应和指引下，来到位於吉隆坡安邦路的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前求救。“领事回复说，他们会处理这件事，也可以代为保管女工们的行李。但是没有办法提供住宿。”戴志强说。领事部联系到当地华人慈善社团中经常为救助中国劳工而奔走的郑大姐，一同想办法。
第二天，在使馆方面和郑大姐的安排下，这群女工在吉隆坡才有了一个栖身之地——怡保路的太阳酒店。虽然不是星级酒店，但是开销也不小，据戴志强估计：“20个人，4个房间，再加上三餐，每天至少需要500马币。”为了缩减开销，“吃饭都是派人在外面打包送给她们吃。”郑大姐说。与此同时，《光明日报》也在报纸上刊登特别声明，发起“光明公益金”为这些女工筹集回家的路费。“总共筹集了1万马币，华人读者邮寄款项2000，我们报社自己捐了8000。”戴志强说。
本以为有了好心人和大使馆的帮助，可以暂时过上一段稍微舒服一点的日子，但是祸不单行，大约在入住酒店一个半月后，这些女工又遇到了另一桩倒霉事。5月21日，马来西亚当地警方突然将她们带回警察审问，罪名竟是“卖淫”！“晚上7点就来抓人，晚饭还没送过去。”郑大姐回忆说，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郭秘书闻讯立即赶到，但是警方执意将她们带回警局。
第二天早上8点，郭秘书给郑大姐打电话：“郑姐，你可以放心回去吃早饭了，女工们下午3点回到酒店。”郑大姐回忆说。事后才知道，是有不明人士给她们安了莫须有的罪名，马来西亚警方调查清楚后将她们释放了。尽管是虚惊一场，但还是给女工们带来了不安，毕竟她们什么时候能回国还是未知数，而且没有工作准证和护照，无法自由行动，大使馆开具的证明是她们的唯一的通行证。“她们心情一直很低落。”经常去看望她们的郑大姐说。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从5月9日开始，在国内外展开的各方的联系和沟通工作一直在继续。“我们一方面与制衣厂联系，希望厂商不要取消工作许可，保留她们的合法身份，以免出境的时候遇到麻烦。另一方面，要求陕西省有关政府部门协助处理，进行调查。”5月29日上午，负责处理此次事务的参赞申永先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申永先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劳务纠纷，雇主本身也受到损失。“陕西方面的劳动保障局、警方、外事办公室，正在联合进行全面的调查。还有一个女工是安徽省的，需要协调。”申永先说，所以进展才稍微慢了一点。“初步查证这次中介活动是属於非法的，相关人员在国内已经被监控起来。”“陕西省政府会给这些女工购买机票。”申永先说，应该在近期，可以安排她们回国。谴责黑心中介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声音，相对而言，赴海外的中国劳工也应该有清醒的法律意识。
就在上个月中旬，申永先刚刚安排送走一批来自中国天津的187名中国劳工，他们之前是在马来西亚一处油棕园工作。“跟20名中国女工一样，也是上了高薪宣传的当。”中国驻马参赞申永先介绍说。在马来西亚，中国劳工受骗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马来西亚华人工会青年团公共投诉局副主任孙鲁华对《国际先驱导报》说：“仅2007年1月到5月，就有40位中国劳工向我们公共投诉局求助。”
孙鲁华说：“前段时间，甚至还遇到一个被骗的中国男子，他想在马来西亚卖肾脏挣钱。”跟这位中国男子相比，20名中国女工算不是不幸中的万幸，至少她们回国有望。每天，都有中国劳工涌入马来西亚想一圆发财梦。吉隆坡安帮路是郑大姐经常光顾的街道，尤其是中国银行吉隆坡分行附近的一个住所，是落难华工的暂时栖息之地。“一时难以回国的落难劳工就在这里暂时安顿，我当时主要给她们提供一些书、食品、医药和被子。”郑大姐说。
“经常有人问这些劳工，你们怎么会受骗，几十岁的人了。”但郑大姐不会这样理解，她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时常跟她们说，在我眼里，她们是为了改善生活，为了家庭，往往因为经济上的彷徨和无助，才会陷入这个陷阱。”然而，马来西亚真的是黄金地吗？“马来西亚需要200多万外劳，这边的外劳主要来自印尼、孟加拉、尼泊尔等这些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申永先说，但是他们收入普遍比较低，月薪很少会超过1000马币。
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新闻部主任戴志强的话也印证了申永先的说法：“这里并不是遍地黄金。吉隆坡普通编辑的薪水只有1000多马币。何况是工厂女工，不可能有收入几千块马币的。”“马来西亚有一些特批项目是批准中国劳工进入的，比如技术含量稍微高一些的行业，如足底按摩、建筑行业等等。另外，制造业也比较宽松一些。”申永先介绍说。还有不少行业是中国劳工无法适应的。此外，马来西亚政府还规定一些特定的行业禁止外劳进入务工。
想赴国外淘金并没有错，但问题是为何屡屡出现受骗上当的现象。谴责黑心中介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声音，可是相对而言，劳动者本人似乎更应该有惊觉的意识。申永先说：“个人要有法律意识，尤其不能盲目签订合同。”他建议说，想要识破涉外劳务中的骗局其实很简单：工人在拿到代理人员的所谓“到马来西亚工作批准书”后，只需要将这份批准书传真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使馆领事部会就此向马来西亚有关部门进行核实，然后给予答复。
而在孙鲁华眼里，这种劳务纠纷解决起来并不难。“假如签订和约的时候，马来西亚厂商、中国方面的中介、员工三方都在场。彼此的和约对照之下，问题会减少点。”另外，申永先表示，“如果碰到了劳务纠纷，除了可以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之外，也可以给使馆写信、打电话。使领馆会积极协助。”
来源：多维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