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虚假问题，已不是一天两天的新闻了。因此，教育部於近日出台了高校毕业率举报制度，以抑制此类问题的再度发生和进一步蔓延。
其实，对於在高校工作和学习的人来说，就业率不实并不能算是新闻，有问题的学校也不在少数，是一个早就在很多学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的普遍问题。
任何造假现象都是令人发指的，它是不诚信的表现，有悖於社会道德规范，从道德角度看，问题资讯的真假问题甚至比问题本身更爲严重。当这种情况发生在高校时，更是让人难以接受，因爲那里是探求真理的地方。但是，一味指责某些高校的资讯造假行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爲重要的是要认真地分析资讯造假背后的原因。
我认爲，出现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虚假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近年来变得比较突出。我们仍然可以记得，几年之前，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高校毕业生享受著“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待遇，可是进入高等教育大衆化阶段后，高校毕业生却遇到了找工作难的问题。对於公共教育经费匮乏的中国来说，这等於是宝贵教育资源的浪费；对於缴费上学的学生家长来说，上大学岂不成了赔本的买卖，更是难以接受。其次，在社会总体就业状况尚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的情况下，新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社会问责机制对政府産生了很大的压力，於是政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制定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指标，通过层层行政机构和行政措施加以落实，并用就业率这个刚性指标来考核各间高校，将毕业生就业情况与高校学位点审批等涉及高校利害关系的决策以及对高校负责人的工作绩效考核联系起来进行。这种态势造成高校对於毕业生就业的“高度”重视，但是高校解决此问题的手段是有限的，它们既不能对宏观经济状况进行有效干预，也无法强迫毕业生去他们不愿意去的单位就业。由於难以实现政府规定的就业率指标，所以一些高校只有在“数位”及其背后做文章。需要指出的是，对於新闻报道中提到了高校在高达90%以上毕业生就业率上做文章，则超出了政府考核指标的范围，是民办高校吸引生源的不合理行爲方式。除此两点原因之外，当然可能还有许多其他未提及的原因，如就业指标设计的合理性问题等，但我认爲，那不是核心原因。
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虚假问题的上述两个原因，既是相互关联的，也彼此独立。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能不能先来解决就业率虚假的问题呢？我认爲，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是，改变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政府不再把毕业生就业率指标作爲刚性指标要求高校，而是把它作爲高校办学状况的一个参考指标，提供给社会使用，政府从承认高校无法单独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客观角度出发，爲获得有关毕业生就业的真实资讯，与高校合作，从细微之处著手，帮助它们切实解决问题。可以说，数位造假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彻底杜绝，虚假行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法律与行政的管制限度，由当事人的道德底线决定。只有营造一种合理而宽松的环境，才能把问题明朗化，当事人才愿意说实话，许多国外大学的做法就是参考例证。
最近出台的毕业生就业率“举报制度”试图让社会来监督大学的行爲，“一票否决制”听起来也合理可行，表明政府对道德建设的重视，但是实施时要十分慎重，因爲虚假并不容易界定，政府由於不能信任高校的行爲才出此措施，政府怎麽就可以如此相信来自民间的资讯呢？解决此资讯真僞问题的成本又如何呢？
2006年08月27日 大洋网-广州日报 作者：阎凤桥
其实，对於在高校工作和学习的人来说，就业率不实并不能算是新闻，有问题的学校也不在少数，是一个早就在很多学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的普遍问题。
任何造假现象都是令人发指的，它是不诚信的表现，有悖於社会道德规范，从道德角度看，问题资讯的真假问题甚至比问题本身更爲严重。当这种情况发生在高校时，更是让人难以接受，因爲那里是探求真理的地方。但是，一味指责某些高校的资讯造假行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爲重要的是要认真地分析资讯造假背后的原因。
我认爲，出现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虚假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近年来变得比较突出。我们仍然可以记得，几年之前，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高校毕业生享受著“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待遇，可是进入高等教育大衆化阶段后，高校毕业生却遇到了找工作难的问题。对於公共教育经费匮乏的中国来说，这等於是宝贵教育资源的浪费；对於缴费上学的学生家长来说，上大学岂不成了赔本的买卖，更是难以接受。其次，在社会总体就业状况尚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的情况下，新添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社会问责机制对政府産生了很大的压力，於是政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制定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指标，通过层层行政机构和行政措施加以落实，并用就业率这个刚性指标来考核各间高校，将毕业生就业情况与高校学位点审批等涉及高校利害关系的决策以及对高校负责人的工作绩效考核联系起来进行。这种态势造成高校对於毕业生就业的“高度”重视，但是高校解决此问题的手段是有限的，它们既不能对宏观经济状况进行有效干预，也无法强迫毕业生去他们不愿意去的单位就业。由於难以实现政府规定的就业率指标，所以一些高校只有在“数位”及其背后做文章。需要指出的是，对於新闻报道中提到了高校在高达90%以上毕业生就业率上做文章，则超出了政府考核指标的范围，是民办高校吸引生源的不合理行爲方式。除此两点原因之外，当然可能还有许多其他未提及的原因，如就业指标设计的合理性问题等，但我认爲，那不是核心原因。
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虚假问题的上述两个原因，既是相互关联的，也彼此独立。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能不能先来解决就业率虚假的问题呢？我认爲，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是，改变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政府不再把毕业生就业率指标作爲刚性指标要求高校，而是把它作爲高校办学状况的一个参考指标，提供给社会使用，政府从承认高校无法单独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客观角度出发，爲获得有关毕业生就业的真实资讯，与高校合作，从细微之处著手，帮助它们切实解决问题。可以说，数位造假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彻底杜绝，虚假行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法律与行政的管制限度，由当事人的道德底线决定。只有营造一种合理而宽松的环境，才能把问题明朗化，当事人才愿意说实话，许多国外大学的做法就是参考例证。
最近出台的毕业生就业率“举报制度”试图让社会来监督大学的行爲，“一票否决制”听起来也合理可行，表明政府对道德建设的重视，但是实施时要十分慎重，因爲虚假并不容易界定，政府由於不能信任高校的行爲才出此措施，政府怎麽就可以如此相信来自民间的资讯呢？解决此资讯真僞问题的成本又如何呢？
2006年08月27日 大洋网-广州日报 作者：阎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