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难不仅仅是工资拖欠



一提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受到侵害,人们就会想到“工资拖欠”,实际上,进城打工难,已不仅仅难在工资问题上,子女受教育难、人格受歧视、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和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无不困扰著进城务工人员。最近,黑龙江省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人员对100名在哈尔滨打工的青年进行了个案访谈,访谈后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最头疼的事不是收入问题,而是孩子上学问题”

31岁的郭某来哈尔滨收破烂已经五年了,他儿子到入学年龄时,郭某先去找了几家公办学校,有的回答说“不收外地学生”,有的则是“可以收,但是必须一下子交齐5年的学费”。郭某承受不起,最后好不容易托人去了一所教学品质不大好的偏远学校,谁知他租的平房又要动迁,一搬家还得给孩子重新找近一些的学校。郭某无奈地说:“真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再上学了。”

在100例被访的个案中,有18人像郭某一样正受到子女入学问题的困扰,21人对子女将来的入学问题表示担忧。对许多进城务工者来说,让子女入学受教育简直成了一种奢求。

据了解,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上学一般分两种情况,一是在家乡继续读书;二是跟随父母进城上学。前者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放弃了对孩子学习生活的监护和督促,即使子女有亲戚朋友照看,这些孩子辍学的比例也相当高。而进城务工人员居无定所,流动频率高,加上城里的学校大都担心民工拖欠学费、农村学生底子差,往往以拒收或者通过入学考试、全部交齐几年的学费等形式人为抬高入学门槛,使得很大一部分进城务工者的孩子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很多进城务工人员都向记者表示:“最头疼的事不是自己的收入,而是孩子上学问题”。

“我多干点儿活无所谓,但是受不了老板娘的严密监视”

许多进城务工人员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歧视。滕某来到城里在一家照相馆当化ù萛v,她对记者说:“我稍稍闲一会儿,老板娘就会让我擦地擦玻璃。其实多干点活儿无所谓,但是受不了老板娘的故意刁难。老板娘总是找茬,甚至我什么时候洗一次头、洗一次衣服她都要严密监视。”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市民和进城务工者的心理隔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在一些人眼里,进城务工者似乎就是呆傻、土气、粗俗的代名词。有的城里人认为,进城务工者抢了城市人的饭碗,并造成了治安混乱现象,所以许多进城务工者,人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却很少能感受到城市的宽容与文明。

黑龙江省青少年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洪贵告诉记者,在100例个案访谈中,有59人表示有过与滕某类似被歧视的经历。这种人格上的歧视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来自市民的不理解和责难。那些居住在棚户区,从事著脏、苦、累、险工作的务工者经常受到雇主的奚落、嘲讽和怀疑。记者近日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有个居民小区春节后贴出通知:“春节已过,民工陆续进城,请各位居民注意防贼防盗。”从中明显看出某些市民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和不信任。其次表现在称谓上,一些人把打工者称为“民工子”“盲流子”“戳大岗”等,本身就有轻蔑的味道。

“我觉得光干活挣钱,时间一长,人都麻木了”

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20岁的赵某在哈市做力工,平时遇到工地停工待料时,就觉得“日子难熬”了。赵某说:“工地上没电视,城里也没有咱去的地方,以往还可以到附近的录影厅看点武打片,现在根本找不到了,上网吧又花不起钱,而且咱也不懂咋玩。细想一下,觉得光干活挣钱,时间一长人都麻木了,真没劲呀!”

进城务工人员大多处於精力旺盛、好奇心强的时期,同样希望用一些健康有益的活动放松心情,但实际情况却如赵某感受到的那样。进城务工人员由於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限制,很难适应城里的书店、图书馆、网吧等文化设施,同时也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生活感受。记者在与许多青年打工者接触时了解到,他们除了人多的时候打打扑克、掰掰腕子,再就是睡大觉,长时间的空虚使他们不得不谈论一些黄色笑话聊以自慰。

我国首条外来务工青年心理救援热线在哈尔滨开通至今,已经有6000多个外来务工人员打进电话。救援热线执行主席张大生告诉记者,这些电话中有一多半是询问性的问题。“这是他们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一个重要表现。”张大生说,“但是仅仅通过一条热线是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的,整个社会必须给这些务工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精神成长环境。”

“外出打工可得有个好身板,千万别得个病招个灾儿”

赵某在打工时由於不慎,左手食指被电锯削掉一截,工头只是派人将他送到医院进行简单的包扎。赵某因第二天发烧要求继续治疗,工头却说:“不就是受点小伤吗?如果想住院,你自己出钱,但你耽误工得扣钱。农村孩子掉块肉养几天不就好了?别太娇气了!”后来赵某只好自己回家花了1000多元钱把手养好。

社会保障的缺失是困扰进城务工人员的经常性问题。22岁的力工小崔曾对记者说,外出打工可得有个好身板,千万别得个病招个灾儿,要不在城里就没法混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於利益因素考虑,用工单位和老板大多不与进城务工者签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报酬和工伤处理办法全凭雇主或老板说了算,而一旦出现工伤事故,雇主或老板就会百般推卸责任。虽然这些老板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但却很少给务工者支付超时、超额劳动和节假日的加班费,更不愿意为他们交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在100例个案访谈中,一谈到社会保障问题,被访对象几乎百分之百地表现出无奈。

短评:请善待民工

随著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近几年有大批农民远离家乡,闯进城市找出路。他们从事著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苦、累、险的工作,用自己的血汗默默地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给城里人的生活提供种种便利。对他们,我们理应满怀感恩心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关爱。

但现实却让人倍感沉重,城市的文明和进步并未给农民工带来多少温暖和兴奋,相反,却让满怀梦想的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坎坷。要回自己的血汗钱难,子女上学读书难,不时要遭受城里人的白眼,精神文化生活单调枯燥,社会保障几近空白。他们的每一声叹息,都是向城市现代文明的拷问,都是向我们社会与我们个人内在良心的拷问,我们善待过这些为城市进步付出辛勤汗水甚至宝贵生命的农民工了吗?

大量事例表明,我们给予农民工的实在太少太少:一些热衷於搞政绩工程的部门和黑心包工头,硬是拖欠民工工资不给;众多的城里人平时总以鄙弃、蔑视的目光看待民工,只是在春节民工返乡、生活出现不便时,才怀著一份感激思考那些棚户区群体的存在;我们的许多部门不作为、不负责,对农民工不断上访反映维权问题推来推去。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国家正从上到下营造“善待农民工”的大环境,从去年岁末总理帮助追工钱,到近日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中央在“一号文件”中将农民工定位在“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就他们的问题提出要求,“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要把中央精神落到实处,让“善待民工”成为一种氛围,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完善用工机制,让民工不再到年底望薪兴叹、有家难归;消除种种歧视性政策或规定,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搬开农民进城打工路上的“绊脚石”;多搞些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谋生本领。

大事情要做好,小善也应常为。我们应该让自己投向农民工的眼神更温柔些、友好些,或者对向我们提供服务的农民工真诚地说声“谢谢”,那也是我们“善待民工”的一个具体行动,那兴许会让正为生计发愁的民工陡生暖意。

记者蒲立业、胡国香

新华网2004年0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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