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关系常见问题

根据中国法律,工人有哪些权利?法律是如何执行的?工会的作用是什么? 中国劳工通讯为这些有关中国劳动关系的常见问题提供了简明扼要的答案。

根据中国法律,工人有哪些权利?

中国有为工人提供一系列权利的完整法律框架,保护工人免受雇主剥削。工人有权按时获得足额工资,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每周工作40小时的标准工时和固定加班工资,享有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在内的社会保险,合同终止时获得遣散费,同工同酬权以及在工作场所免受歧视的保护。

工人也有权组建企业工会(详见下文),在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发生重大变更之前,资方必须征求企业工会委员会的意见。然而,自21世纪1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来,几乎没有新的立法来保障工人的权利。政府高级官员公开讨论削弱现有的劳动保护法律,以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商业的法律环境。

中国最重要的劳动关系法律包括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2009年修正),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以及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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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执行?

中国的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劳动法,并确保工人的权利受到保护。但是,地方劳动部门常常资金、人手不足,并缺乏执法的能力和意愿。与保护工人权利相比,地方政府一般更关注促进当地经济和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在改革开放时期,政府逐渐将劳资关系的权力让渡给企业主,使雇主有能力决定雇员的薪酬和工作条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工人需要自己去确保劳动法律能够得以执行——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来要求企业足额支付工资和加班费,签署条款合理的劳动合同,要求企业足额支付社会保险费,并在受伤或劳动合同终止时,获得赔偿金。 

可以说,在过去十年中,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政府对当地投资的保护,劳动法律的执行力度已经减弱。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后,地方政府和工会着手推动确保中国最弱势的工人群体——农民工——按照法律规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然而,该举措从未获得足够动力。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群体的调查显示,2009年42.8%的农民工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到2016年,这一比例降至35.1%。

2018年5月16日,重庆,外卖工人罢工。照片:重庆晚报慢新闻

中国工人是否有权罢工?

1982年,作为时任领导人邓小平“现代化”改革的一部分,宪法中删除了罢工权。但是,法律并不禁止工人采取罢工行动。事实上,如上所述,如果工人们想让雇主听取他们的要求,他们往往别无选择,只能罢工。

自2011年以来,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超过10,000起事件,表明罢工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抗议活动在整个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很普遍。罢工活动通常规模小、持续时间短,但近年来中国也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罢工事件。例如2014年4月,东莞裕元鞋厂约4万名工人罢工两周。也有罢工同时发生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例如2018年5月和6月,分别由塔式起重机操作员卡车司机组织的罢工。有时,工人在参与或组织罢工后被捕,但如果他们被指控,罪名通常是扰乱公共秩序,例如“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不是“参加罢工”这一行为本身。更常见的报复形式是罢工领导人在罢工期间或之后的几个月内被资方解雇,在中国,这一过程被称为“秋后算账”。

中国的工人是否有结社自由?

没有。中国只有一个法定工会,即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所有企业工会都必须通过地方工会联合会的层级网络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请参见简化的工会组织结构图: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和领导。任何建立独立工会运动的企图都被党视为政治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建立的唯一独立工会,是于1989年短暂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BWAF)。在1989年6月4日北京军事镇压后,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并被解散。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81万个基层工会中拥有约3.03亿会员,其中包括1.4亿农民工。这意味着其入会率约为37%,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北欧国家除外)。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工会会员要么不知道自己是工会会员,要么对工会代表他们利益的能力缺乏信心。 《工会法》规定,已经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必须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拨缴工会经费,而工人缴纳的会费则微不足道。因此,中国大多数企业工会基本上由资方控制,并代表资方的利益。

企业工会领导极少在劳资纠纷中支持工人,黄兴国就是少数的一例。2014年,沃尔玛位于中国中部城市常德的门店关闭后,黄兴国领导沃尔玛员工开展了长达一个月的抗议活动,要求遣散补偿。据报道,全国各地工会雇用了超过一百万名全职工会人员,他们本质上是政府官僚,对工人的需求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如何在与资方的谈判中代表工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是工人和资方之间的桥梁或中间人,而不是工人的代言人。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正面临着变革的压力。工人和劳工积极分子正在施压,他们要求工会真正维护他们的利益。压力同样也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他们需要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确保普通工人能够获得体面的工资,并确保在改革时期就呈指数级扩大的贫富差距能够开始缩小。

公民社会在支持工人运动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在21世纪初,有数十个主要集中在南部广东省的劳工组织,积极支持工人追求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些劳工组织基本上完成了真正的工会该做的工作:帮助与雇主发生集体纠纷的工人提出他们的要求,选举谈判代表,制定谈判策略,并维护工人之间的团结。他们还帮助工人利用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社交媒体向当地工会官员施压,以支持工人的合法诉求。然而,2015年,当局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大规模打压,导致许多有影响力的劳工组织关闭。尽管遭受打压,但公民社会仍然以“个体活动家组成的非正式网络”的形式存在。他们可以为工人提供具体的帮助和指导,确保工人运动保持在正轨,并督促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其会员负责。 

工人代表、公民社会活动家张治儒与Hietech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资方代表进行集体谈判会议。2016年5月,深圳

中国有集体谈判吗?

中国的集体谈判仍处于萌芽阶段,没有正式的、国家级别的集体谈判机制。且工会目前无法有效地在谈判中代表工人,因此工人们不得不自行处理劳资纠纷。集体谈判通常只发生在工人罢工之后。工人,尤其是广东的工厂工人,往往愿意选出自己的谈判代表,并对资方持续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在许多情况下,资方会愿意对工人的要求做出最低程度的让步,以促使工人取消罢工行动。

一旦争议得到解决,工人在罢工中形成的大部分团结力量往往就消散了,并很少有任何后续行动。为数不多的为集体谈判提供法律框架的地方法规之一是《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该条例经过多次起草,于2014年9月通过了极度弱化的最终版本。这些规定未能给工人提供一个真正参与谈判过程的机会,因此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该省真正的集体谈判至多仍是无序且随意的。

法院在解决劳动争议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在中国,解决劳动争议的程序分为四个阶段: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机构是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LDAC),负责裁决大多数日常劳动争议。次要案件也可能由当地政府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负责处理,这是一个负责确保雇主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行政部门。申请仲裁较为简单便宜,大多数案件都能尽快得到处理,但是仲裁委员会只接受原告能够证明与雇主有正式劳动关系的案件。这实际上排除了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在雇佣过程中受到歧视的工人,以及超过退休年龄、不再被正式视为工人的劳动群体。公务员和军事人员也被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这对于尘肺病等职业病的受害者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因为他们往往在离职后几年才发现自己的病情。

仲裁委员会接受的劳动争议案件绝大多数都与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有关,工伤相关案件的比例较小。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6年劳动者胜诉率约为35%,而约45%的案件以劳资双方的妥协告终。

中国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的案件数量(2001-2016年)

*恰逢《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出台,2008年案件数量总量激增,这两部法律赋予工人更多能动性,以寻求法律纠正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

一般来说,工人只能在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后,才能向民事法庭提出申诉。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在大多数劳动争议诉讼案件中,举证责任在于雇主(参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中规定,如果劳动争议是由雇主决定解雇雇员、减少薪酬或重新计算工作年限引起的,雇主应承担举证责任。对原告工人的不利之处在于法庭诉讼所涉及的财务成本和时间,即使在最直接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工人也要支付至少5000元的诉讼费。雇主可以通过无休止地向上级法院上诉来搁置案件,即使原告胜诉,也无法保证判决会得到实际执行。鉴于法院必须处理大量积压的案件,他们经常寻求通过调解而不是正式判决来解决纠纷,而这可能损害工人的基本权利。法院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愿意受理集体案件,通常将集体维权者分解成单独的原告。中国法院不接受集体诉讼。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集体劳资纠纷?

地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民事法院不愿受理集体劳资纠纷,加上中国缺乏正式的集体谈判机制(见上文),这意味着工人通常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他们的不满。 通过采取集体行动并在社交媒体上宣传,工人往往可以迫使当地政府和工会官员做出回应。但是,回应并不总是有助于工人的。中国的大多数集体劳资纠纷都与欠薪有关,这个问题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很普遍。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官员如能够找到雇主,将向雇主施加压力,要求其支付至少一部分工资,然后说服工人接受这笔交易。地方政府和工会经常夸耀他们为工人追讨回多少工资,却不真正解释为什么他们最初能够允许用人单位不及时支付工资。在针对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罢工和抗议中,地方官员往往向劳资双方施加压力,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并让罢工工人尽快重返工作岗位。

然而,这些速战速决的解决方案很少触及产生劳资纠纷的根本原因。因此,一场罢工平息后,六个月或一年内再次爆发另一场罢工并不罕见。将警察派遣到罢工现场是很常见的,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现场,确保抗议者不会离开工作场所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只有大约5%案例的抗议工人被逮捕,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工人通常会在几小时或几天内被释放。

中国有最低工资制度吗?它能保障最低生活需要吗?

中国有月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生活成本、工资和劳动力总体供需情况确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较贫困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2018年7月,全国月最低工资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币),大约是湖南、湖北、辽宁和黑龙江等省份小城市的两倍。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尽管法律上并未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这样做。事实上,2017年,广东省政府决定每三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以减缓该地区向其他国家和中国内地业务外流的速度。其他省份也可能效仿广东,冻结最低工资标准。

国家方针规定,最低工资应至少为当地平均工资的40%。实际上,最低工资通常只有当地平均工资的20%到35%,勉强够支付住宿、交通和食品费用。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包括大多数生产线工人、非熟练工人、车间工人等,他们必须依靠加班费、奖金和补贴来赚取生活费。因此,如果雇主取消或减少加班费、奖金和其他福利,低薪工人通常会立即要求加薪。同样,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想要确保在他们在被解雇时,企业会全额支付应发放的每一分钱。

不稳定用工在中国是个问题吗?

和其他一些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一样,在中国,不稳定工作和劳动力临时化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一些行业,如建筑业,几十年来一直依赖临时工。但自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以来,越来越多的雇主试图通过将长期员工重新分配为福利较少的短期或派遣员工,从而规避法律义务。中国“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许多工人正被雇佣为“网约工”而非正式员工。许多新工作报酬低、不安全,且需要员工在危险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例如,货运司机和快递员经常面临交通事故风险,但医疗保险政策(如果他们有的话)往往没有完全覆盖他们的需要,他们必须自己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

中国工人有可靠的社会福利安全网吗?

城市工人拥有“铁饭碗”(稳定的就业保障、住房、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 ——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从未拥有过这些。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政府正寻求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使雇主和雇员在较轻程度上负担起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的责任。此外,政府设立了住房公积金,旨在帮助那些不再拥有分配住房的员工购买自己的住房。这些缴款汇集在由当地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中,这些基金仅用于其指定用途。总的来说,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即使是最基本条款的执行也非常宽松,大多数雇主未能完全履行其义务。实际上,违规情况非常普遍,以至于电子商务巨头京东的负责人曾认为有必要炫耀其公司在2017年已经向其157,831名全职员工支付了超过60亿元的社会保险费。

政府正在寻求通过引入基于城乡居民个人缴费的新型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计划来解决社会保险缺口问题,并正逐步减轻雇主所需承担的责任,以期有更多雇主遵守法律法规。然而,数千万计的中国工人仍然没有基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他们不得不依靠家人养老。

更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对中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全面介绍。

本文首发于2014年12月,最后更新于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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