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他们终将逝去的打工岁月

到6月份,赵丽萍就要退休了。按照裕元鞋厂的规定,50岁是女工退休的年纪,到时间就要离厂。

赵丽萍自1997年进裕元鞋厂上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和丈夫都在这家工厂打工,住在工厂宿舍,多年来很少回家过年。鞋厂每年有两个星期的带薪假期,这个时间,她就回到故乡常德汉寿,去看望父母、女儿。

“回家就像做客一样,父母什么都不让干。”赵丽萍说。而女儿,作为留守儿童,也由父母带大。

快要退休离厂的日子,赵丽萍开始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在这家工厂打了17年工,社保却只买了12年。按照规定,必须买满15年才能领取养老金。这意味着离厂后,赵丽萍将老无所养。

“没照顾好老人,也没带好小孩,最终还没赚到钱。”赵丽萍这样总结自己这一代人的境况。

在裕元鞋厂,有成千上万的人,面临着和赵丽萍一样的命运。

已习惯的生活

50岁的赵丽萍清瘦,说话轻声细语,像个乡村教师。回顾自己打工的17年,她的回忆贫乏而苍白。

赵丽萍是汉寿县洋淘湖镇人,曾在镇上一家造纸厂打工,后来,这家乡镇企业垮掉了,1997年,南下到了东莞高埗镇,经由亲戚介绍,进了裕元鞋厂。

那时她已经33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时,工厂对员工还比较挑剔,外面排着队等待进厂。赵丽萍没有什么技能,成了生活区的一名保洁员。

丈夫也在厂里打工,为了省钱,夫妻俩各自住在免费集体宿舍里,住了六年后,丈夫级别提升,夫妻俩才有机会生活在一起:工厂提供了一间简陋的夫妻房—带洗手间的大单间。

在鞋厂,赵丽萍的生活几乎一成不变,平日里上下班,晚上回家买菜做饭,到了星期天休息,偶尔和老乡聚会一下,再就是到街上买点东西,日子就这么如流水一般逝去,再也找不到什么特别的色彩。

17年打工生涯中,身边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才会跃进另一个阶层。赵丽萍的同事中,有年轻一些的工人出去自己开小厂成了老板。与赵丽萍年龄相仿的工人,就一直待在裕元鞋厂打工,慢慢老去。

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小孩读书、父母生病,这些都需要钱。在工厂虽然工资不高,但总会有一些积累。微小的变动,都可能给整个家庭带来“灭顶之灾”。

在裕元鞋厂,老工人占了极高的比例。在赵丽萍所在的裕元一厂,现在4000多工人中,大部分都是赵丽萍这一辈的老工人,“年轻人很少,90后就极其罕见,几乎没有”。

对老工人来说,裕元鞋厂还是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比如,工作时间非常规范,每周上班时间不超过60个小时,上下班准点。其中,20个小时会按照加班时间来算工资。公司管理也没有那么严苛,大部分岗位都是计时工,有一定自由度,甚至还可以磨洋工。

这与那些计件的工厂不同。计件工人往往要跟着流水线的节奏走,精神更紧张一些,人很容易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在工厂林立的珠三角,外面严苛的打工环境,也是让赵丽萍们待下来的原因。

从“盲流”到工人

赵丽萍们日渐老去的岁月里,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而打工者们遭遇的政策环境,却只是在缓慢地变化着。

56岁的邓志国1991年就出来打工了。那年夏天,江淮流域洪水漫天,许多人无家可归。那一年,许多农民流入城市,但城市并不愿意接纳,还不肯把他们叫做“民工”,而是称作“盲流”。

邓志国是常德桃源人,家中田亩少,当时还要缴纳各种税费,小孩读书压力大,他便选择成了一名“盲流”,来到东莞高埗。

那时,高埗镇四处是农田,主干道还没修,是一条臭水沟。邓志国已经33岁了,工厂只要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就只能在裕元鞋厂外徘徊,等待时机。

作为一名“盲流”,危险随时会降临,要始终保持警惕,像一只惊弓之鸟,随时准备逃窜—当地的治安队、警察,会在街上四处抓“打流的人”。各个路口都堵死了,采用拉网式密集聚拢过来。

如果没有厂牌、暂住证被抓到后,就要被收容遣送回原籍。当然,更多的是要缴纳几百块钱,从警察手中“赎身”出来。被抓一次,就会“破产”,陷入负债、生活困顿的窘境。

邓志国还算机灵,只遇到过一次险情,还成功化解了。

那天,邓志国在街上遭遇“收容”队伍,一看无路可逃,他跑到边上的工地上,拎起灰桶就往楼上走,这才蒙混过了关。

“打流100天,才进了裕元鞋厂。”回忆往事,头发斑白的邓志国像是说着他人的故事,显得无关痛痒。

这100天里,邓志国四处躲藏,晚上就睡在废弃的砖窑洞里,蚊子成堆,被咬得全身大包小包。

回家乡的路更加艰辛,没有其他的出路可供选择,所吃的苦,也都变成了他向上的动力。最终,邓志国花钱找关系,成了裕元鞋厂的一名工人。

那时能够进这样的大工厂,还是一份让许多人羡慕的工作,“比老家许多公务员的工资都还要高”。

现在,邓志国反而没了那份自豪感,一个月工资不到3000块,还不如老家一些泥水工。

“退休”难题

就在邓志国进厂的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大力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各国资本纷纷涌进中国,出口企业从珠三角发展起来。

1998年,赵丽萍出来打工一年多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珠三角、长三角开始承接产业转移。3年后,中国加入WTO,制造基地大量向中国转移。在这一年,日本发表白皮书,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

到这时,阻碍农民工自由流动的制度才开始出现松动迹象,2001年,有关部委联合通知规定:2002年3月1日起,取消暂住费等不合理收费。两年以后,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打死,导致整个收容遣送制度死亡。

邓志国对宏大的政策变迁没有什么感受,他只是觉得环境变好了一些。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身份的称呼上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邓志国出来打工的年代,他只是“打流的人”、“盲流”。工厂日渐增多后,“民工”成了一个稳定的称呼。之后,排队等着上班的情况不见了,用工荒日渐显现,打工者的聚集之地东莞,也开始给这些外来务工者取了一个新的名称:“新莞人”。

邓志国经历的23年历史,社会在迅速发展,而他被渐渐抛在时代的身后,退休养老成了他这一代人的新难题。

在裕元鞋厂的23年打工生活中,邓志国有着自己的骄傲,虽然工资不高,但他在老家盖了新房,抚养儿子成长,儿子大学毕业后,自己还接济了他3万块钱。

这是他骄傲的一面。另一面他不愿提起的事情,就是当年进厂的许多人,都在裕元谋上了职位,而他还是靠着老乡的帮助,直到2008年才成为一名班长。

按照裕元鞋厂的规定,男工到60岁就要退休,邓志国还差4年。以生活的惯性,他也不会去想养老的问题,日子一如既往地过。

去年3月,邓志国的妻子就从裕元鞋厂退休了,“做满了18年,只差2个月”,但妻子的养老保险鞋厂只给她缴纳了149个月。

按照以往退休工人的惯例,去年,邓志国帮妻子把社保转回了桃源老家的新农合保险,“只能转走自己缴纳的部分,东莞和工厂缴纳的部分带不走,充公了。”

具体转回去了多少钱,邓志国也记不清了,“反正不多”。

因为不够15年,妻子也就拿不到养老金,现在每年还要自己缴纳4800多元。

缴纳是为了以后每个月能拿到一点钱用来生活,但“到底是缴满15年可以拿钱,还是等她55岁以后拿钱,也都搞不清”。

维权的“胜利”

不出意外,赵丽萍也会带着自己的12年养老保险在6月份顺利退休,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她意识到以往的做法并不合理,“现在肯定有了新的想法”。

赵丽萍思想的变化,是因为4月裕元鞋厂的工人们争取社保和公积金的权利而起。据工人们介绍,事情是由一位4月就要退休的女工引发。这位女工工作了19年,但公司给她的保险只买了10年,而且没有按照政策足额缴纳,她退休后,每个月只能拿到600多块钱。

这名女工去投诉,随后消息一步步传播,变成了工人中间耳熟能详的故事。事情是3月份发生的,工厂方面最初答应4月14日给答复,结果到了这一天,工厂没能给出清晰的答案,从八厂开始,工人们为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停工了。

停工期间,工人们仍然每天打卡,随后在工厂周围聚集。上午的人员多一些,到了下午,工人们就自行散去,分散在厂区和出租房里。工人们介绍,之所以坚持打卡,主要是担心公司秋后算账,“连续三天不打卡,就可以算旷离”。

“这一次,裕元鞋厂的工人心特别齐。”对这种默契的停工方式,许多工人都感到震惊,也很受鼓舞。最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工人们介绍,主要是老工人太多了。“在2003年到2006年的高峰期,整个高埗的裕元鞋厂有工人超过10万人,现在缩减了一半,约4.5万人。留下来的工人中,大部分是老工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者透露。

这名管理者介绍,在底厂(做鞋底的分厂),今年有17个女工要退休,明年是27个女工,到后年就会有70多个。

共同的养老问题,把这些老工人聚在了一起。持续停工十多天后,工厂终于妥协,福利开始改善,条件逐步达成。如工人的养老保险从1998年11月份开始补缴。

按照工厂新的政策,赵丽萍在6月份退休后,就可以每个月领取到一笔养老金了。虽然钱不多,但还是有了一点保障。

只是,期待中的保障还不牢靠。公司公布新政策后,并没有马上付诸实施,理由是公司人员太多,还需要清理。今年4月份退休的工人,养老保险也还没有开始补缴,未来究竟如何,还需要等待。

对于赵丽萍来说,等待终究是值得的。当年在汉寿县洋淘湖镇的造纸厂里,赵丽萍只分到了一楼的一个单间,出来打工后,这个单间就废弃了。

“回去也没有房子了,老公和儿子都在这边打工,只能先继续在这边待着。”谈及未来的生活,赵丽萍也还是找不到方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过,这只是发生在一家大工厂里的故事。而在更多农民工眼中,赵丽萍们是他们值得羡慕的对象。

(应受访者要求,稿件中赵丽萍、邓志国均为化名)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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