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政府宣布规范平台用工后的最新发展

近几年,中国的平台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愈来愈多人在配送、网约车等行业工作,特别是疫情后,这些行业吸纳了更多半就业工人。这些劳动者大多与企业并无正式劳动关系,收入被平台持续压低;企业乱订规则罚款;工人受工伤后难以得到赔偿等情况相当普遍。同时,工人持续的抗议和罢工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以快递业为例,去年中国劳工通讯集体行动地图共收集了31起工人抗议事件,工人“双十一”前在不同网点的罢工则引起过一阵热议。

7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等8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等。互联网平台行业其后陆续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会组织上作出改变。本文将对这两月来的新变化做一些初步整理。

1. 派费

自疫情后,快递企业为了争夺网上购物的市场增长份额,再次打起了价格战,加上印尼快递公司“极兔快递”开始超低价扩张,又使降价竞争更为激烈。不少网点负责人表示派费被压低,罚款增加,部分更出现欠薪倒闭的现象,引起快递员罢工讨薪的情况。

8月底,为响应国家七部委发布的《关于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极兔等表示,自9月1日起,全网快递员派费每票上涨0.1元,以此改善快递员的收入水平。

其中,中通率先宣告,全网末端派费每票上涨0.1元,上涨派费将直发到派件业务员APP上,所有网点现有支付业务员的派费标准不得下降。圆通则表示,已要求省区、网点不打折扣、不得截留、不搞统筹,并安排了总部网管中心等落实检查。极兔声称成立了快递员权益保障落实稽查小组,还开设稽查举报联系方式。

不过,有报道指,“上半年打价格钱,下半年一起挣钱”是行业的潜规则。这次一起涨价,可能并非什么新事,而且还收到了“改善工人生活”的宣传效果。以往的涨价大多由网点负担,这次则由商家承担。例如,8月30日,北京一家韵达加盟网点老板便接到面向商家客户的涨价通知,正是为了响应政府保障快递员切身利益的工作部署。

2. 配送时间

外卖平台以算法计算的送餐时间一直被骑手指责脱离实际,由于店铺出餐延误、交通繁忙、骑手找路困难等问题,骑手要在预定时间送餐往往疲于奔命,而系统设置时间则变成了惩罚的计时器。另一方面,平台算法是黑箱作业,骑手无从得知时间计算的准则,却不断因为超时而受罚,使他们对平台的不满不断累积。

对此,美团在9月10日表示收到“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算法的指导意见”,首次公布配送时间的计算方式。文中表示,美团的“预估到达时间”首先倚靠“模型估算时间”,即基于订单详情、区域供需讯息等计算的时间,同时再设有“城市特性”、“分段”和“分距离”的保护时间,系统会将四个时间之中最高的一个设为配送时间。

同时,美团也表示会作出两项改变,第一是将订单显示的预估到达时间,由之前的“时间点”变为“时间段”,“让用户对配送时间有更合理的预期”,减少骑手在特殊场景下的配送压力。第二是识别长期出餐慢的商家,以及个别异常场景(例如恶劣天气、封路、小区难进入等),为骑手提供配送时间的补充。

按照这两项新措施,在各种特殊情况中,骑手的配送时间将会获得一定程度的缓冲,但整体的配送时间不会有太大改变。主要的影响发生在消费者身上:透过设置“时间段”,消费者因为超时给予的差评应会减低,继而减少骑手的罚款。美团在文中表示,他们在长沙、苏州、杭州等试点城市发放了调研问卷,用户差评率降低了50.7%。

3. 劳动关系

随着外卖、快递平台的发展,工人和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变得愈发复杂。从平台直接雇佣工人,到通过分包商、劳务外包公司招募、管理骑手与快递员,再到越来越多工人被巧立名目变成个体工商户,平台对劳动者的法律责任也被一步步甩脱。当工人权益遭到侵害,需要追讨工资、要求工伤事故赔偿时,寻求法律救济的工人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认定劳动关系,这在外包和个体户大行其道的今天变得极为困难。

《指导意见》指出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问题,要求“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在8月19日一场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司长重申,平台上“有部分劳动者工作有较大的自主性,比如说可自主决定是否上线和接单等。但其提供劳动的过程,要遵守平台企业确定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并受其管理”,“这些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不完全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形,双方之间也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关系,平台企业应当合理承担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相应责任。”

事实上,所谓的书面协议本来便存在,因为劳动者需要在APP上签订合同,否则不能开始工作。问题是,工人由于急需工作赚取收入,很大程度是被迫同意合同的内容。更有一些书面协议,直接将劳动者变为个体户,成为完全不受劳动法保护的范围。

《指导意见》在厘清劳动关系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并进一步指出,无论劳动关系是否得以确认,用工平台都需要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包括调整劳动报酬支付和休息制度、取消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强化了职业伤害保障等。

4. 工伤保险

快递、外卖等平台用工的事故处理和保险一直是个大问题。由于大部分平台工人只是与企业签订商业性质的合同,不受任何劳动法下的工伤保险保障,因此受伤后也不能按照法例索偿。部分企业为了减少发生意外后的争议,设立了商业保险,但索赔程序复杂、工人自己需要承担的费用仍然不透明。

8月30日,美团方面对媒体表示,将遵循“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先行”的原则,进行“骑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计划试点的职业伤害保障将会类似于工伤保险,在现行国家工伤保险制度的大框架下建立和实施,属于社保范畴,相比于商业类保险,保障水平高、保障体系较完整。不过,这个试点计划仍然没有详细内容。

另外,一些城市也计划扩展工伤保险参保范围。杭州的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印发部分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的通知》,首次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技工院校实习学生、新业态从业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的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将于10月8日起实施。 《办法》提出,从业单位可按“自愿参保”原则选择为未建立劳动关系的上述从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广东省阳江市、江苏省宿迁市也有类似的政策出台。

5. 工会

在八部委的《意见》中,要求各级工会组织“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引导劳动者理性合法维权,监督企业履行用工责任,维护好劳动者权益”,同时需要与企业签订行业集体合同或协议,推动制定行业劳动标准。

不少头部企业在之后陆续成立了新的工会。 7月12日,美团(上海)工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黄红提出希望,美团(上海)工会成立后,“要发挥工会组织缓冲阀、调和剂的作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8月17日,滴滴集团(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表示将会“做好建会后的各项工会运行工作,为网约车等新就业群体、互联网平台新业态企业提供服务”。

8月30日,京东集团工会亦告成立,该工会将会“发挥集团工会的统筹和纽带作用”,组织在北京及其他一些省市的京东工会,“整合资源进一步做好京东集团全体职工的关怀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同时间,不同省份亦持续发出美团、饿了么在各城市的承包企业成立工会的消息,包括江苏省南通市、浙江省平湖市深圳龙华区等。

在工会系统内,全国总工会已在7月28日制定了《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建会入会、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建立平台用工的劳动保障法律制度等。厦门市总工会在8月底响应意见,要求网络餐饮平台需要确保正常劳动的外卖员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降低劳动强度,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具体的措施包括对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的工人“发出疲劳提示,20分钟内不再派单”。北京市总工会也于近日提出10项措施,全力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工会工作。

正如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所表示,这些新建立的工会,相信都会扮演调和劳动关系的角色。根据中国劳工通讯以往致电工会的经验,这包括为主动向工会寻求帮助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宣传职业安全意识、派发慰劳物品等。组建工会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工会是否能够代表工人谈判和制定新的行业劳动标准,这些仍有待观察。

工人的反应如何?

由于不少新措施只是刚公布,我们很难现在就看到效果。相对有较多报道的是快递行业的派费上调。

根据时代周报的工人访问,不少快递员都表现冷淡。数位快递员表示,对派送费上涨一事“无感”,“只要罚款一天不透明,派送费再涨也是一样”,“派送费每件涨1毛,完全无法产生什么实际性影响,在之前几轮价格战中,派送费已经被压低了无数次”。

快递员指出,几乎每家快递公司都有一套严苛的罚款标准,“把控快递员的整体收入,因此不改变罚款的制度,派费的上涨收效甚微。快递企业的罚款制度严苛,在报道中的节录可见一斑︰“我们这边有一个菜鸟裹裹的收件网点,快递员上门取件,一票赚4元。但是一旦订单取消,除系统取消外,无论是客户自身的原因还是快递员的原因,每单都倒扣快递员20元。 ”

另外,一些快递员亦担心网点会截留派费,“中间还夹着“小老板”(网点),最终快递员的工资多少,是由“小老板”决定的。政策下来,有些网点可能会涨,但大部分肯定是原封不动,不会涨”。

对此,国家邮政局强调,坚决反对企业“一边增加派费、一边增加罚款”,将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整顿内部的“以罚代管”行为。但这些行政指导的效果却未必能够下达到基层网点。

近月来各方面的新措施仍然在持续推出。暂时来说,新措施对快递、外卖员的实际劳动过程的干涉仍比较轻微,企业对工人的控制、惩罚制度等仍不为所动。倒是在劳动过后获得的工资、工伤以后的处理、劳动纠纷的排解上着墨。这些措施是否真能如政府所愿纾缓劳动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仍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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