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天性羞涩，石洁英（音译）上月却冒险参加了自己打工的提包厂一次工人罢工。
防暴警察涌入厂区，解散罢工队伍，还带走数十名工人。这令石洁英十分恐惧，她因心脏不好而住院。然而，在病榻上，她细弱的声音却透露出以前所没有的坚定。
“我们有权利获得公正的赔偿，”41岁的石洁英说道。她在中国南方南朗的翠亨提包厂打工，每年的工资约合4700美元。最近她才听说，其实她有权获得社保基金和住房补贴，–这也是罢工的主题。
“我不觉得这是抗议，我们只是维护自己的权益。”
30多年前北京开始允许市场改革，如今，中国1.68亿农民工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劳工权益，而社交媒体的普及成为重要的渠道。
北京劳工问题学者王江松向美联社表示：“要压制劳工运动，党要三思，因为党仍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从社交媒体上的统计，过去4年，罢工抗议的数量每年翻一番，去年已超过1300起，而2011年还仅为185起。
劳工法律师段毅向美联社表示，中国的劳工运动正在形成。
活动人士称，有关部门会派出警力到工厂清理秩序，还会拘留带头罢工抗议的工人，以及威胁为工人提供援助的组织。
中国劳工法于1995年生效，对工资、休息时间、不得超时工作、劳资协商作出规定。工人仅被允许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带领下罢工，但批评人士说该机构只是政府的一个分支。
与此同时，组织罢工的工人面临被捕的风险，而指控往往是阻碍交通、扰乱公共秩序等。深圳劳工代表吴贵军就受到聚众阻碍交通的指控，关押一年后在没有宣判的情况下被释放。
农民工被视为这一运动的前锋，而中国的工人阶层占据该国14亿人口的半壁江山还要多。
27岁的齐建光（音译）因去年夏天在深圳一家高尔夫用具厂领头罢工而被解雇。他说：“工人阶层尚未完全觉醒。”尽管缺乏有效的组织，但他认为，平等、有尊严的待遇是劳工阶层的共同诉求。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李玉赋今年2月曾表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妄图以劳动关系为突破口，通过一些非法劳工’维权’组织、’维权’人士与工会争夺职工，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统一。”
张治儒所在的一家小型劳工团体帮助工人维权。他多次受到警方的骚扰。但他仍保持乐观。“社会的发展以及工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将推动社会前进。”
今年3月，春节后返城的工人在珠江三角洲发起30余起罢工，包括兴昂鞋业、美的电子、海信电子等。
有些是争取强制遣散费，有些是要求归还社保资金，还有些是要求与当地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罢工都发生在厂区，因为工人对等待政府或法院调解已经失去耐心。
段毅表示，许多案例中，工人的权益不能得到保护，因此工人开始转向集体协商，甚至是组织起来争取权益、也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