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13年8月19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坚持维权的十余名保安爬上了医院门诊大楼前十余米高的玻璃挡雨板，他们用拉横幅、散传单以及用跳楼来迫使院方出面协商的方式“誓死”维权。此次集体行动从早上5:30一直持续至下午18:37，维权工人在与医院和警方的长时间对峙中坚决要求院方领导同意自己的协商诉求。最终的结果是12名维权保安全部被押送至派出所，次日以其“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名转至钟落潭看守所进行刑事拘留。他们的这种维权行为可能略显出格，但是医院、政府和社会需要对此反思的是，他们的维权为何会如此艰难？会如此畸形？
殊不知，此日已经是他们集体维权的第91天。此次集体维权的主体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护工（包括6名担架工）和保安。在维权初期的参与人数曾一度达到124人之多，即使是在维权中后期也有55名保安和护工长期坚持着。医院护工由于没有与医院和相关管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在她们工作十几年之后，为了能够保障后半辈子养老，她们要求医院为其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也就难以实现。作为医院合同制用工的“内保”和作为劳务派遣的“外保”则遭遇着医院的种种非法用工行为：同工不同酬；异地购买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加班费的计发基数按最低工资标准；带薪年假规定未按法律规定实行；以罚代管，以保安工人违纪为由扣罚工资。医院护工忍受了医院十余年未给其购买社保，即使2012年梁华芬和付金兰等五位护工站出来选择以法律程序来要求医院为其补缴社保之时，绝大部分护工还是选择了继续沉默。直到2013年2月26日，医院管理方口头告知她们，医院将从3月份开始解散全部护工，并让她们自己另寻出路。此后，护工处于被解散状态。她们虽然还在继续上班，但已经没有了统一的劳动管理。而管理方既没有发出正式的解散通知，又没有依法给予经济赔偿。更令护工难以接受的是，对于她们的依法维权，医院居然回复说，院方与在医院工作十几二十年的护工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医院的这一系列做法深深戳痛了护工，她们自此也不再继续沉默了。据维权工人们介绍，护工和保安在起初几乎是同时各自私下筹划维权行动的。护工人数多但缺乏法律依据，保安有法律依据却人数有限，年轻的男性保安和四五十岁的女性护工，种种优势互补最终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除了这次被他们自己称之为“最后一搏”的集体行动之外，他们在这漫长的维权行动之中时刻保持着克制和理性。他们在上访之时排成两队走人行道，反映情况之时由工人代表发言，不堵塞交通，不毁坏公物。即便如此，他们的维权行动依旧遭遇到了三次百余名警察的阻挠，即5月24日前往省政府途中，80余名维权工人被全部押送至派出所做笔录；7月10日在医院门诊南楼要求院领导用集体谈判进行协商解决劳资纠纷之时，8名工友被押送至派出所留置24小时；8月19日，余下继续维权的十余名保安爬上门诊大楼前玻璃挡雨板要求医院出面协商解决劳资纠纷，其后12名保安送至钟落潭看守所进行刑事拘留。这一切都使得维权工人们难以理解：自己合法合理的集体维权为何如此的无力？双方坐下来协商解决劳资纠纷是那样的遥不可及，而肆意耗费社会管理成本却是如此容易。
回首整体集体维权历程，数次转折都让工人们难以忘怀。它们来得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苦涩。在维权工人递交院方《公开信》却未收到任何回复，尝试与院领导协商也遭拒绝，前往劳动部门和省、市总工会投诉均无效果之后，124名维权工人在5月20日选择在医院门诊大楼前罢工静坐。5月24日，80余名维权工人试图前往省政府上访。虽然在途中就被警察拦截，并分用3辆大巴车全部运送回派出所做笔录，但是医院在5月27日就对维权保安给出了书面协议。医院在协议中承诺，按照保安工龄实行“n+2”的补偿方案（即1年赔偿1个月，另加2个月），并一次性支付每位保安5600元经济补偿（此项包括加班费、夜宵费、带薪年假等诉求）。但前提是，参与维权的保安必须在签协议拿到钱之后，不再参与和医院有关的罢工、围堵和上访等集体行为。面对维权工人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医院试图利用这种分化瓦解的手段将具有维权法律依据的保安从维权集体中分离开来，而后再逐步解决缺乏维权法律依据的护工。但是在孟晗等保安代表的努力之下，维权保安最终达成一致，即坚决要求维权集体的诉求必须需一起解决。他们选择了自愿放弃与医院签订此份解决协议，而继续与护工一起集体维权。
此后，维权集体继续在医院门诊大楼广场前静坐，由工人代表不断前往省总工会、省卫生厅、广州中医药大学等相关单位需求帮助。通过媒体报道和微博宣传，加上7月10日集体找院领导之时8名工友的被留置派出所，他们最终迫使医院同意与维权工人进行集体谈判。7月16日，全体维权工人授权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段毅律师作为谈判代表，与医院开展了第一轮集体谈判。谈判过程中，院方自知理亏，但仍以此次劳资纠纷属于医院内部事务而无需外部人士参与为由，拒绝继续与维权工人进行集体谈判。
其后，院方再次对维权集体进行分化瓦解。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目标变成了护工阿姨。在8月2日下午，医院对维权集体给出了解决方案。在方案中，医院承认了自2008年起，护工与康宁公司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内保则与医院存在着劳动关系。医院愿意根据各自工龄，一次性支付护工一万元补偿（自2008年起每年2000元），以及一万元的“人道主义经济补助”，并规定五日内签订该协议。对于保安方面，医院则没有给出任何赔偿方案，外保甚至则连证明其用工主体的书面材料都没有出示。持续3个月的漫长维权，面对经济收入的中断，维权工人们忍受着身体的疾痛、生活的困境以及家庭的压力，每个人都已经是身心彼惫。最终，即使尹宝贵等护工代表在期间做了大量工作，但所有参与维权的护工还是在8月7日与医院签订了该份协议，选择了退出维权集体。在她们拿到各自的经济补偿之后，少部分人继续留在了医院工作，而2/3强的护工则选择了回到老家或另寻出路。她们早已想要离开了这块让她们伤心不已却又浸透着自己十余年心血的地方，留下来的只有那带着深深情谊与愧疚的自愿捐助，用以支持余下17名保安的继续维权。护工的离去，使得原本就博弈资本不足的维权集体更是苦难重重。对于余下保安已作出极大让步诉求,他们此时只想与医院签订此前给出的“n+2”解决协议。医院方面则不予理睬，并继续对我们保安进行分化瓦解和打击报复。院方在书面上给将内保的诉求进行打包处理，即在协议中承诺自2008年起，根据各自工龄，一次性一年补偿一个月，并且不再为其提供工作岗位。由于该解决方案类似于遣散费，并且与此前给出的“n+2”补偿方案差异巨大，因而内保对此自然十分不满，而外保则依然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方案。维权保安急切要求医院能够出面协商解决双方的劳资纠纷，即使是做出了不静坐和不上访的最大妥协，但院方态度依然强硬。2013年8月19日，被逼无奈的维权保安们最终选择了前文所描述的“以身维权”。
在这漫长的集体维权之中，他们找过医院领导协商，去过省市总工会寻求帮助，去过劳动部门投诉，去过省政府和省信访办上访，也去过省卫生厅和广州中医药大学反映情况。维权工人尝试过体制内的“依法维权”，尝试过双方坐下协商的“集体谈判”，甚至是最后被逼无奈的“以身维权”。但是由于劳资双方力量的极不均衡，他们的一次次努力和退让都没有能换来劳资纠纷的协商解决。医院对此则采取的依旧是漠视和强硬，他们拒绝与维权工人们继续协商。即使是最后迫于外部压力而建立起的集体谈判机制，也只在真正进行过第一轮之后就戛然而止。
由此，我们发现其中的症结似乎可以概括为：身处于“强资本，弱劳工”的劳资格局之中，医院与维权工人本身就是力量的极不均衡。在加上公营性质的医院作为资方却是政经双方的叠加，而作为劳方的保安与护工，他们所仅有的罢工静坐却对医院正常医疗秩序却并无太多影响。更为致命的是，缺乏足够的市场博弈资本的他们还需在维权行动中面对资方与政府的合谋。吊诡的是，作为工人利益代表者而又束缚于体制之内的工会，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觉却又是如此的微妙。究其实质，此次集体维权并非其表征所呈现出的保安和护工与医院之间的博弈这么简单，这种空间政治已经超越了医院，而更深刻的揭示了一种体制窠臼和社会问题。
护工群体所代表的是更为广大的中国医疗体制后勤用工中普遍存在的非法用工行为，外保的境遇与抗争展现了劳务派遣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同工不同酬现象。这一拓展的政治经济分析，为人们解释了他们坚持了91天的集体维权为何如此艰难。这一漫长而步步荆棘的集体维权，其指向的远非医院而已，而是背后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以及权力话语，工人们所面临的是对各项难容法理的既有制度的挑战。社会的无力，自然就使他们的底层抗争更为艰难。
一、底层抗争之管窥
2013年8月19日早上5：30，按照提前商议好的行动计划，趁着朦胧的夜色，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十余名保安分批悄悄潜入了门诊大楼三楼，从靠近正门一侧的儿科科室窗户爬进门诊大楼前十几米高的玻璃挡雨板上面。每个人都身着保安制服，头系写有“誓死维权”的白色头巾。他们依计划在玻璃挡雨板前端钢制的医院标示上面挂起了一条早已准备好的红底黄字横幅，上书“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人集体维权誓死会”。这一条横幅是8月10日维权集体中护工阿姨签协议退出前夕的总结大会上定制的，此时又被工人们循环利用，只是用另制的“誓死”二字掩盖住原有的“总结”二字。在横幅两侧则绑着两条白底黑字的晚联，上书“加班费涨工资体面劳动，要同工同酬还法律尊严”。
早上7:30，天已大亮，往来医院的民众逐渐增多，他们见到此种“壮观”的局面，无不驻足观看。医院保安在巡逻之时也对这一明显升级的维权行动保持了高度警惕，在现场将时时情况向其上级汇报。见到聚集观望的人越来越多，玻璃挡雨板上面的保安们则开始向下面散发提前印制好的宣传单，用以揭露医院的非法用工，以及他们在维权91天之后采取此种“最后一搏”的万般无奈。现场的保安则全力阻止过往民众拾起阅读，但最终由于保安人力有限而难以阻止。
上午9:00，两辆消防车由正门驶进医院，在门诊大楼不远处的停车场附近停下。上午10：20，负责医院治安的三元里派出所百余名警察由北门一侧列队跑步进入现场。他们开始清空门诊大楼前的广场，并用人墙形成隔离带。其后，两辆消防车驶入玻璃挡雨板下方的门诊大楼广场，并在地上充起3个消防气垫。现场的警察用警戒线将整个门诊大楼广场全部封锁，并封闭了进出门诊大楼的前门。进出的民众则需绕道南侧的停车场或急诊楼，从其后门或侧门进入。随后，两辆消防车的云梯各自搭乘着两名警察和一名消防队员，升起至玻璃挡雨板两端，试图通过谈判来劝退十余名维权保安。上面的维权保安则按照此前制定好的行动计划，加之长时间的维权实践，每个人对此依旧是各司其位——抵窗户、看横幅、守挽联和散传单。他们都选择了保持沉默，而由首席工人代表孟晗一人与警察交涉。15分钟后，双方谈判最终无果而终，两辆消防车的云梯撤下，双方就此陷入了僵持局面。半个小时之后，负责从外面抵挡住三楼窗户，以防止警察进入到玻璃挡雨板之上的4名维权保安，最终在几十名警察的冲击之下寡不敌众。警察登上玻璃挡雨板之后，三名警察直接冲到前端将长八米、宽一米的挽联扯掉后扔到地面。当他们回过头来又准备去扯下横幅之时，维权保安们情绪激动，纷纷冲到玻璃挡雨板边缘以死相逼，极力制止警察收走横幅。作为提前推选的二号工人谈判代表的欧光龙，快步冲到玻璃挡雨板边缘。他展开身体，振臂长啸，瞬时间声泪俱下。后面的保安兄弟受其影响，无不放声大哭。古人云，男儿有泪不轻弹，而在此种大庭广众之下，十余名壮汉最终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而放声大哭。他们的痛哭宣泄的是底层的无力与挣扎，是集体维权91天之后的心酸与艰辛。
围观者不知的是，在此日凌晨1:00，欧光龙的妻子刚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下一女婴，未及多看自己女儿几眼，他就匆匆和保安兄弟们继续走上了维权之路。由于整夜未合眼的陪伴，加之此日上午闷热的天气，整个上午又是颗粒未食。他在痛哭长啸之后，由于体力不支而倒地昏蹶，四肢出现抽搐。保安兄弟们见状急忙对其采用按手指、掐人中等急救措施，并让警察将其抬进去接受急救。上面的警察见到这一番突发情况，只得陆续退进三楼儿科科室。同时，警察还将孟晗带了进去，以同医院领导协商为名，控制了其人身自由。首席工人代表在维权行动中被带走本是保安们意料之中的，所以提前商议好，若孟晗被骗入则由欧光龙代为负责现场组织和继续谈判。但是面对两位工人代表的同时离开，维权工人们却是未曾料想。鉴于91天集体维权所形成的信任和威望，长期负责维权集体纪律工作的马清就成为领导余下保安的不二人选。最具震撼效应的挽联不复存在了，幸存下的横幅就成为了维权保安们唯一可以说明自己行动意义的标识。
中午12:25，广州电视台等四家本地媒体来到医院，对行动现场的医院保安和领导以及围观者进行了采访，并在几次尝试之后，上三楼隔窗对玻璃挡雨板上的马清等维权保安进行了采访（相关电视和报纸报道在此日晚上和次日进行了播出和刊登）。此次行动在现场进行了全程微博直播，用文字和图片及时向外界发布最新的行动进展，引起了许多社会热心人士的持续关注和转发。许多高校学生和热心工友也赶来现场围观，其中一位在校男生和一位富士康女工在护工阿姨的引导和帮助之下，给上面的维权保安们送去了盒饭。此时，一名年轻的保安徐骏辉被带了下来，用警车将其押送到了三元里派出所。此时到达现场的消防车已经达到四辆，现场的警戒线也由门诊楼广场延伸到医院正门外的机场路，由保安引导车辆从北门进出，所有在正门附近进出医院的车辆一律只准出，不准进。
下午15:00，开始下起了暴雨。并且参与过集体维权行动，在签完协议之后，仍然留在医院科室工作的叶红梅、尹秋香等三位护工一直在下面围观，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见到雨下越大，除了祈祷和咒骂之后，内心甚是焦急。她们在联系几次正在医院上班的护工阿姨之后，另一位护工阿姨拿着一包刚从科室中拿出的护工平常工作用的一次性消毒塑料制服，从三楼过道旁无警察看守的窗户处将其扔到玻璃挡雨板上面，并示意保安们带上，用以遮雨。下午16:10，在接受简单治疗之后，欧光龙被警察带下，同样用警车将其押送到了三元里派出所。
下午17:15，暴雨稍稍停歇。楼下广场的两辆消防车再次升起云梯，升至玻璃挡雨板两端，对余下维权保安再次进行劝退，再次无果而终。维权保安们冒着淋雨挨饿以及警察的威胁，依然选择了继续集体维权。其后，警察再次对上面的维权保安发起了强攻。面对保安们的再次以死相逼，警察明显已经不再受用。他们已经充分料想保安们只是在作秀，而下面的群众也时不时发出往下跳的嘘声。面对站位分散的保安，警察们围堵而上，或拉手或拽腿。至下午18:37，随着最后与警察僵持在玻璃挡雨板与水泥墙的犄角处的钟儒蛟被强行拖走，余下保安全部被带下。他们13位维权保安最终分三辆警车被押送至三元里、景泰路等三处派出所。次日，提前劝退的徐骏辉被放了出来，其余12位保安则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被刑事拘留，并转送至钟落潭看守所。
我们认为，此次维权活动也许略显出格，但是其后最需拷问医院和社会的是，工人们的维权活动为什么会走得如此艰难，走得如此畸形？回顾医院保安们维权活动，此次过激行动无疑是弱势群体的被逼无奈，更是是社会底层的痛苦挣扎。对于其中症结所在，社会公众和公安机构必须明白：医院违法用工在前，工人过激维权在后！此般“最后一搏”的缘由在于：在护工阿姨于8月7日与院方签定补偿协议而退出集体维权之后，院方对余下十七名坚持继续维权的保安进行打击报复，或是不给其出示解决方案，或是给出一份与先前补偿协议差异巨大的新协议。工人们对此实在难以容忍，他们最后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以身维权”。或许不知晓91天集体维权详情的社会各界，很容易就会如同那楼下发出“快跳吧”嘘声的围观群众一样，从此日集体行动的表征或维权历程的横截面来定论，将其简单的理解为一种“以身抗争”或“表演式抗争”。但是如果能够简要的了解一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人集体维权的缘起、转折和困境之后，势必会对长达91天并具备众多工人运动变量的集体维权历程有一番更为深入的认识，能够从社会文化视角和政治经济分析中更好的剖析当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微观呈现。
二、集体维权之缘起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是全国最大的中医临床教学医院之一。医院创建于1964年，是一所大型综合性中医医院，全国首批三级甲等中医院和示范中医院，先后荣获“广东省文明单位”、“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职业道德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称号。在2003年抗“非典型肺炎”的战斗中，医院收治73名“非典型肺炎”病人，取得无医护人员感染、无病人死亡“双零”战绩。但是殊不知，这些光鲜的荣誉无不凝结着工作于医院最底层的护工、担架和保安的辛勤劳动。为了能给病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为了医院的发展和壮大，她们竭诚奉献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护工潘秀琴阿姨在此次集体维权中被推选为三位护工代表之一，她已经在医院工作了16年。她在那场“抗非战斗”中不顾个人安危而坚持无休息的在最前线悉心照顾患者，无数次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其后因贡献巨大而荣获众多奖章和奖状，这些奖励无疑都是对其工作的认可。但是在今年开年医院口头告知要大规模解散护工阿姨，她们为了自己今后的养老能够有保障而要求医院为她们补缴社保之时，却被医院回复说，医院与护工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面对这样毫无人性的回复，工作10余年、见状医院蓬勃发展的护工阿姨们被彻底激怒了，她们认为医院的这番话比她们在平时工作中遭受的患者和家属的任何辱骂都要恶毒。与维权工人接触最为频繁的是院长为樊粤光、副书记和副院长严晋以及人事处姚处长。
1、医院护工扭曲的用工主体
先后参与集体维权的医院工人包括护工、保安和担架工三个工种。他们年龄从18岁至55岁，文化水平则从小学至高中不等，在地域分布上以湖南、湖北和广东本地居多。三个工种同医院之间的劳动关系呈现着不同的态势。
在护工方面，由于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所以在维权之初，医院和负责医院清洁、护工和保安等后勤用工管理的广州白云康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康宁公司）都不承认与她们有劳动关系。在日常工作中，她们都是接受康宁公司的管理，而每月的工资则是由医院各科室护士长拿着医院盖有各科室公章的取药笺来核实具体数目发放。护工阿姨们也有标示有“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陪护工作卡。在护工收取需陪护病人的床位费和护理费之时，需护工签名的收据之中盖的是医院各科室诊断公章和康宁公司的收费公章，收据制造署名也为康宁公司。
在企业注册基本资料中，康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罗雅霞。康宁公司最大的股东则是“广州康谊贸易公司”（下称康谊公司），后者出资40万元，占有80%的股权；其次股东为“中国教育工会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委员会”，其出资10万元，占有20%的股权。而“广州康谊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21日，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额投资成立。樊粤光院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和企业法人代表，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对于此种公立医院院长同时担任其他企业的企业法人代表的行为，缺乏法律认知也不想顾及法律规定的护工和保安等维权工人们，则简单的按照自身文化逻辑将理解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宁公司、康谊公司就是“一家人”，他们抗争的对象自然就直接指向了自己工作十几二十年的医院。
在医院工作了十几二十年的护工们，其用工主体依次在医院、银辉公司（相继为银辉康业和新悦银辉，法定代表人皆为何志坚）、康谊公司、康宁公司等单位之间变动。但其共同的特点是，这几家用工主体都未与护工签订劳动合同。
在2002年之前，医院的护工就归医院护工办管理，但是医院一直未与护工签订劳动合同，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以现金结算。到了1999年至2002年期间，院方以方便管理为由，给她们开了银行存折用以发工资。在2002年之后，医院将护工服务承包给了银辉公司，双方签订承包工作的《协议书》。从当年6月起该公司就接管全部护工工作，并约定护工的用工关系、福利补贴、社会保险、工伤、计生等均由银辉康业负责，院方只负责收取其收入的20%作为提成。但该公司同样没有与护工签订劳动合同，而护工们每月工资也是以现金形式发放。2008年7月1日，康谊公司全面接管了银辉公司在该院的业务，但仍然没有与护工签订劳动合同。护工阿姨们说，她们从2008年起领取工资单之时，发现简易工资单上的公司名称变成了“康宁公司”。对此，护工们认为“医院眼见这样的公司太赚钱，于是就自己注册了康谊公司开展同样的服务，并于同年将原的公司赶了出去。”
2、如何工作
医院的各科室的护工总共有140多名，其中只有一名男性护工，其余都是年龄在四五十之间的女性。她们大部分来自湖南、湖北，彼此之间有深厚的地缘关系。在实际工作中，护理工阿姨的工作压力巨大。她们除了需要帮陪护的患者铺床叠被、送化验样本甚至擦屎倒尿等工作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协助医生、护士治疗，休息的间隙还要帮护士打饭、倒水，保持24小时待命。为省吃俭用，不少护工将存放器械的储物间腾出一块地方来睡觉，趁护士不注意用小电炉来煮饭。医院实行科室服务包干制，即每个科室就算接诊再多的病人，也只能是分配到该科室的几名护工完成护理工作。如果再遇到瘫痪在床的病人工作量就更大了，但无论如何只能是这几人内部协调，总之一定要完成工作。护工欧阳阿姨将其形容为“赤裸裸的资本家在剥削”。“当然，这样就能领到更多的钱。在她们的内心深处，虽然有着低人一等、经常被年轻小姑娘使唤责骂的伤痛，但仍为能够在这所医院服务而感到踏实，到底‘国营’单位还是不一样的”（方萍）。
她们没有年假，也没有享受相关社会福利。而她们每天都需要加班，最多的时候经常需要工作24小时，只有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最少工作12小时。过年过节之时，阿姨们常常难以返家，而是实行轮流倒班的形式留守科室。医院各科室的护理工阿姨人数不定，最少2个，最多的则有7个，例如老龄患者较多的科室护理工阿姨较多。相应的，这也使得各个科室的工作强度也有所不同，以此次维权的护工代表尹宝贵阿姨为例，她所在的妇产科科室就较为工作量小点。她们从未享受过法定假期，过年过节上班也没有加班费，而是按照正常的每小时平均工资来计算，只是在过年前后每位员工获得500-800元的红包。正由于不间断的加班和夜间护理，这些护理工阿姨常常就自己简单的床铺直接放置在工作和休息用的科室。在这些护理工阿姨中，最少的在医院工作5年，最长的达到了21年之久。
在工作当中，每位患者每人每天需交纳的8元床位费，护工与医院按照5:5分成；病情严重或有陪护需要的患者每人每天需交纳的80元普通护理费（护工保持白天随叫随到，没有夜晚陪护，根据个人精力，护工一般情况下都是选择同时负责好几位普通陪护，医院对此也不会干预），或者是150元的“一对一”特别护理费（护工保持24小时陪护，夜晚需要在病床陪护），护工则与医院按照则6:4分成。后来，陆续有患者和家属投诉医院要求患者每人每天需交纳的8元床位费属于乱收费，不合法律规定，因而在2012年此项收费被取缔。即使是这样，医院也从不承认她们是医院的员工。护工阿姨们则认为，自己的每个月工资条都是由医院方面签的，怎么能说是没有劳动关系呢？在去年的时候，有五位阿姨（梁华芬、付金兰等）对此向医院反映过，医院没有任何回复，过后就将签工资条的单位改成了康宁公司。
3、以法维权
1992年，广东阳春人付金兰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广州打工。她的老乡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工办工作，负责招募和管理院里的护工，她算是在这里工作时间最长的护工之一。在之后的数年里，梁华芬和胡会平等人也相继来到这里当护工。
在2012年，梁华芬等医院护工在得知其他部分医院有为其护工购买社保，为了能够在自己工作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下半辈子养老能够有所保障，她们萌发了要求医院为其补缴社保的诉求。当年4月24日，梁华芬、付金兰等护工向院方提出申请后遭拒。2012年5月，她们来到白云区劳动部门投诉医院不为其购买社保，被告知参保需要出具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而梁华芬等人无法提供。为了购买社保和医保，她们开始搜集自己与医院的劳动关系证明。面对护工们的这些举动，医院对牵头此事的梁华芬、付金兰等五位护工进行打压。2012年7月，梁华芬和付金兰被一邱姓主管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休长假”了。梁华芬对此极为不满，表示对方如果能出一份证明其劳动关系的材料，就愿意接受处理，但对方却表示“你到哪里都不会给你开证明”。其他一些向院方提出申请的护工也很快就被调离原来的岗位，转到陌生的科室工作。
2012年9月，梁华芬等人把材料送至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护工们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们入职医院至今，院方并未与他们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有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险关系和购买住房公积金，经多次催缴仍不补缴。他们要求确认与医院的劳动关系，并补缴在职期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对此，医院则辩驳：
在1999年4月以前，医院的病人如需护工护理，是直接与在医院内毫无组织的零散护工直接对接和雇用的。医院并没有对护工实行统一管理，医院护理部下面也没有设立护工办。所以，不认可梁华芬、付金兰工作十余年的护工与医院在1999年4月20日之前存在劳动关系。
在1999年4月至2002年6月1日期间，医院对护工实行了统一管理，设立了护工办，并派专人进行管理，医院还为所有护工开设了银行存折，统一发放工资。所以，医院认定梁华芬、付金兰等护工是1999年4月21日入职医院做护工工作的，双方的劳动关系确立时间为：1999年4月21日至2002年6月1日。
2002年5月，医院召开院领导办公会议，经过领导集体谈论并确定方案，同意护理部提出的有关护工管理社会化的建议，决定除部分“一对一”的护工外，其他护工交于广州市荔湾区银辉康业家居服务中心管理，并从2002年6月1日实施。2002年6月1日，医院将医院内的全部护理工作交予广州市荔湾区银辉康业家居服务中心进行社会化管理，双方签订了合同书。协议时间为：2002年6月1日至2003年5月31日，约定用工关系、福利补贴、社会保险、工伤、计生责任均由广州市荔湾区银辉康业家居服务中心负责，其签约代表为何志坚（银康公司法人代表）。 2003年6月16日，医院与广州市荔湾区新悦银辉家居服务中心签订合同，协议时间为2003年6月16日至2004年6月30日，约定内容同上，其签约代表为何志坚（银辉公司执行合伙人）。其后至2008年6月30日，双方每年签一次合同。医院对此认为，从2002年6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长达7年中，医院将医院内护工陪护业务移交给广州市荔湾区银辉康业家居服务中心、广州市荔湾区新悦银辉家居服务中心、广州市新悦银辉社区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社会专业实体经营管理，符合原人事部、原劳动保障部、卫生部等八部委《关于医疗卫生机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意见》的要求。由此，认定医院与护工在2002年6月1日之后没有任何劳动关系。
经过调查取证，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于2012年11月出具了仲裁书。劳动仲裁部门表示，根据护工提供的发放工资存折和《计划生育证》等资料，认定护工与医院在1999年4月至2001年7月期间确有用工管理事实。“但从2002年6月1日实际用工管理状态来看，院方并未直接对申请人实行劳动管理，申请人也未能提供证明2002年6月1日之后被申请人直接实行劳动管理的证据”。因此，劳动仲裁部门裁决，除了确认双方在1999至2001年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外，驳回护工们的其他仲裁请求。护工们表示不服仲裁结果，随后向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4月9日，白云区人民法院对其进行了审理。一审的结果似乎比劳动争议仲裁的结果较为理想一点，法院认定了医院与五位护工在2008年7月1日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判定医院为护工补缴这5年间的社保。其后，白云区人民法院在8月23日进行了二次审理，其判决结果则还未出来。
4、医院保安的同工不同酬
医院的保安分为两类，即“内保”和“外保”。内保是指在2008年之前由医院招聘进来的合同制保安，他们直接与医院签订劳动合同；外保则虽然也是以医院的名义进行招聘的，但是他们是与广东商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称商联公司）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属于医院内的劳务派遣保安。内保和外保在同岗位、同级别和同劳动时间的工作条件下，却享受着不同的工作待遇和社会福利，即维权工人们所言的“同工不同酬”。
外保在与商联公司所签订劳动合同中约定，合同期限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即从入职之日起至广州白云康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人才租赁工作任务完成时止，并以甲方（商联公司）与广州白云康宁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人才租赁合同为标志。外保们认为，当初商联公司是以口头形式询问外保是否愿意购买清远社保的单一选择，而非后来商联公司答复的为其提供了购买清远社保或广州社保的两种选择。并且医院给他们口头承诺，如果他们购买了清远社保，公司则每个月就可以返还他们两地社保之差额。商联公司的注册地是广州市越秀区，在面对保安在其后维权行动中的质疑之时，公司自称其在清远有分公司，因而有依据为其提供清远社保。外保们普遍认为，自己作为派遣公司的劳务派遣，当初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与医院签订了协议，同意了购买了清远社保。这也最终导致医院为内保购买的社保是按照645元/月的广州市标准；而商联公司为外保购买的社保则是按照85元/月，再支付每人每月230元的现金补贴，名目为“考核性补贴”。同样，在住房公积金方面，二者也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医院为内保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为426元/月，而公司为外保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则为130元/月。
作为医院直招的内保，他们虽有没有同工同酬的诉求，但仍然在日常工作之中忍受着医院的非法用工行为，其主要诉求就是涨工资和补发加班费。在医院工作的保安是一周上六天班，没有任何调休。他们的加班费也没有在工资条中单独列出，院方只是用“考核性补贴”的名目，将加班费和夜宵补贴等其他工资项目全部涵盖。同时，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一直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基本工资（从1300元变动为现在的1550元）。
维权保安们认为，医院今年正在推行“后勤用工改革”，所以不与保安们签订无固定期合同，即使是部分内保已经与医院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医院对此采取的是“劳动合同到期一个就走一个”的策略，以此继续推行医院所谓的后勤用工全部由外部人力资源公司负责管理的社会化模式。工友们认为，医院所谓的“后勤用工改革”是为了提前规避今年7月份出台的新《劳动法》，以及消除医院院长同时担任企业（康谊公司）法人代表的不合法行为。医院旨在新《劳动法》出台之前，将其所属康谊公司管理的护工和保安等后勤用工全部转移到新成立的外部人力资源公司，从而将医院后勤用工再次恢复到2002年6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由银辉公司负责管理时期的社会化管理模式，消除2008年7月1日至集体维权出现之时，医院后勤用工由康宁公司（维权工人们普遍认为康宁公司、康谊公司与医院具有隶属关系）进行管理所出现的“医疗卫生机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名实不符。
2011年保安们的高温补助是150元，而医院管理层实际只发放了保安们80元，其余的由他们私吞了。医院保安在其内部分为作为劳务派遣的“内保”和作为医院合同工的“内保”两种类型，但是医院保卫科只让劳务派遣的保安来分担他们公共活动场所的电费。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保安们现在常常需要一个月要加班8天，几乎没有了任何休息。而在此之前一个月只是加4天的班，所以有些保安认为医院的改革是越改越坏。更让保安们寒心的是，在明知这些行为是违法的情况下，保安队长还在对此有所争议的保安面前叫嚣着让他们去法院告自己和医院。医院的地下停车场没有验收合格，其温度常常高达48度左右，此时保安们还是被要求正常下去值班，并且要求他们带上冬天的帽子，不戴则会被扣工资。地下停车场才2米多高，不到2米4，其通风性极差。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保安们常常出现中暑的现象。而对于保安们在工作中中暑的现象，保卫科管理层对此却回应说医生说工人们中暑不算，自己说中暑才有用。医院保卫科的这些恶劣行径，无疑让更多的保安感到寒心之至。在工作中做到中暑之后，却还要被扣工资。对此，作为外来工的保安们认为自己就感觉到他们是没有娘家的人，工作中的死活都无人来管。
在地下车库工作的保安，其劳动合同上写的是“保卫科职员”，制服的挂牌也是保安，而在实际的待遇中，他们享受的却是“车管工”的待遇。工人们认为医院方面这些年来都是一直在忽悠大家，他们提出的“同工同酬”从未真正实现过。医院方面说工作的时候不分内外，但在发工资的时候则却明显分内外，二者享受的其他待遇也不同。去年有一次保卫科用内部活动基金的钱买了一些水果，但只提供给“内保”。有趣的是，在内保吃水果的时候，数位没有被邀请的“外保”主动前往，享受了原本未被规定的待遇。对此细节，他们自己认为发水果的不平等对待真实的体现了内保与外保在工作待遇上的差距。
医院将工人们每个月长时间和高频率的加班描述为“义务执勤”。合同中规定每周工作40小时，但是工人实际上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医院竟将加班费说成是值班费。而在此之前，医院一直是对其认定为加班的，排班表上都是写的“休息加班”。医院说几位在地下停车场的保安只是“车管员”，但是工友们证明在医院招聘的时候明明写得是保安人员，劳动合同上写得也是医院“保卫科职员”，并且自己的工资卡和制服也都可以证明自己的保安身份。
在2012年春节聚餐的时候，医院领导在保安面前承诺过要“内外不分，同工同酬”，但是却没有实际行动。医院采取用奖励金的方式将奖励金280元来补助保安的工资，以使其达到广州最低工资标准1550元。所以，这1500多元的工资，其组成实际上是由1300元医院给予的基本工资，加上200元的生活补助，再加上280元的奖励金。这样的工资调整，在实质上只是对原有薪酬结构的调整，而非实际上涨工资。工人将这种做法描述为“拆东墙，补西墙”，“将工人嘴里的肉拿出来，然后再放回去，就说是给工人们肉吃了”。说实话，工资曾经涨过一点，但上班时间（包括每周加班和节假日的占用）却一直没有变，工资涨幅也只有每月40-50元，而这工资增长部分其实只是由于部分保安夜班较多而增加的。保安们都明白在医院保卫科内部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人走后扒一层皮”，这是保安们在其工作最后一个月遭遇到的潜规则，他们的工资经常会被扣掉几百到几千块。
更离奇的是，在维权期间一位保安去查自己上个月的工资，发现被扣之后只剩46元的月工资。在工人集体维权期间，医院会对静坐的工人每天扣去59元，这就是他们扣工资的理由。在日常工作中，罢工工人们认为医院管理层对其采取的是一种逐渐剥削的管理方式，例如本来该发100元的补助，他们就扣掉10元，只发给工人们90块。如果工人还能继续工作，那么他们就再拿5块，只给工人85元。只要工人们还能继续做事，那管理者就继续层层剥削。对于参与此次工人集体维权的工人，医院管理方采取的是扣工资，即参加一天就扣三天工资。对此，有些工人甚至愤怒的反问道，时间久了是不是还要倒交钱给医院呢？！
保安们并未对医院管理体制中扣工资管理方式有直接的抵触，而是强烈要求医院管理方具体说明是如何进行工资扣除的，同时认为这种扣工资的管理方式必须积极保证工人们的基本工资，即他们要求在发放工资时必须出具扣除工资的明细。同时，他们认为将参与集体维权定性为旷工而进行工资扣除的行为是令人愤怒的。
所以，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同工不同酬；异地购买社保和住房公积金；加班费的计发基数按最低工资标准；带薪年假规定未按法律规定实行；以保安工人违纪为由，扣罚保安工人工资。
三、法理之间：集体维权的历程与转折
（一）工作十余年，解散无社保——集体维权的酝酿
1、全部护工突遭解散
2013年2月26日，医院方口告知护工，说医院将从今年3月份开始解散全部护工，并让她们自己解决工作出路。此后，护工们处于被解散状态，没有统一的劳动管理。但管理方既没有给她们发出正式的解散通知，又没有告知其将依法给予经济赔偿。护工们认为，医院这种做法直接侵害了她们的劳动权益。
消息在医院内部传开之后，引起了各科室护工阿姨们的一片混乱。其中，也有不少科室的护士和医生向院方抱怨说，若无护工协助的话，她们工作压力实在太大。后经过医院领导商议，院方最终决定每个科室只留一名护工阿姨。3月4日至3月5日，部分护工阿姨前往门诊南楼找医院领导，即兼任医院书记和副院长的严晋反映情况。她们抗议医院这种刚过完年就辞退她们的做法太过突然，认为如果要辞退她们的话就应该早说，起码在年前就应处理了，而现在通知她们实在太过匆忙。她们认为，若院方提前通知无工作，她们就能省下从湖南老家至此的400余元车费。而现在提前2天才告知解散，她们又需要浪费400余元的返乡车费。一来一往就是800余元，这对护工阿姨们来说损失太大。
2、工友联接与支持网络
先行进行“依法维权”的护工梁华芬、付金兰等五位阿姨在4月16日下午与相关劳工组织和许律师一起开展了一次有关维权策略的讨论会。会议中确定了，由许律师跟进这五位护工劳动关系确认的诉讼，并计划提出带薪年假、加班费、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等经济诉求。此外，在场工友和劳工组织也初步确定本周日（4月21日）召开医院护工维权策略讨论会，届时将邀请其他工友们参与讨论。其后4月21日的座谈会有曾艳萍等10名护工参加，她们现身说法，揭露了医院存在的非法用工行为。即使她们在医院最少的也工作了6、7年，最多的则有21年之久，但自身的劳动权益却几乎没有任何保障。现在，梁华芬、付金兰等一部分工人开始行动起来了，向医院主张自己的社保、加班费和带薪年假等诉求。与会的护工阿姨纷纷表示医院的行为让她们太过寒心，她们也不会再继续选择沉默了。在本次座谈会之中，通过劳工组织工作人员的引导以及座谈中所展示出的维权决心和工作能力，维权护工中产生了几个有组织能力的工人骨干。在回去之后，她们纷纷引导和动员其他利益受损工友们加入进来，逐渐形成了一股工人团结的力量。
医院护工在4月27日晚上再次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集体维权座谈会，其为接下来的集体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次座谈会共有包括护工和保安在内的50余名工友参加，同时劳工组织还邀请了唐律师和南方工报记者出席。在会议中，初步确定了将有一支人数为73人的保安队伍参加到集体维权当中，这无疑极大壮大了医院工人集体维权的力量。其后，工友们分析了现阶段维权所面临的现实困难，梳理了如何启动集体谈判的行动思路。在通过劳工组织的案例介绍以及工友自己的困境分析之后，她们最终选定了集体行动和集体谈判相结合的维权路径。此次会议由工人代表召集，与会的工友们还每人筹集了50元，作为集体维权的活动经费。最后，工人代表明确了此后的工作安排，即最大程度上加强联系医院各部门的工友，收集每一位参与维权的工友的相关资料，争取能够在5月上旬召开一次全体维权工人大会。
3、首开全体维权工人大会
5月12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体维权工人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三哥厨艺”二楼召开，到场工人总数为122人。这样的全体工人大会并非是医院工作中的常规制度，而是这群利益受损工人应对院方非法解雇其劳动关系而自发组织的，用以维护工人们的合法权益，并指明下一步维权行动的方向。会议期间，通过全体工人的民主选举，维权集体产生了11名工人代表，其中包括5名保安、5名护理工阿姨以及1名担架工（其后由于医院和家庭方面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很快便退出了此次集体维权）。同时，维权工人们对这11名工人代表进行了书面的委托授权。
他们在会议中征集到了所有工人的诉求，并且决定通过用公开信的方式送交医院领导。选举出的工人代表则全权代表维权集体与医院进行集体谈判，并负责向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各政府部门递交《公开信》，代为表达了维权工人的利益诉求。会后，维权集体用快递的方式向广东省总工会寄出了《公开信》，他们希望工会力量能够尽快介入此次劳资纠纷当中，切实帮助利益受损工友维护他们的合法诉求。
大会选举出了11名工人代表，而实际行动中作为绝对骨干的工人代表只有五位，除了作为医院保安和护工牵头维权并一直积极行动的孟晗（被推选为此次集体维权的首席工人代表）和曾艳萍二人之外，护工尹宝贵、潘秀英和内保欧光龙三人，都由于其自身具备某种基于地域关系或工作资历而形成的抗争资源，有利于维权集体获得更多的博弈资本。
尹宝贵阿姨是笔者接触到的第一位护工阿姨。在笔者第一次去医院了解情况的时候（6月25日），原本是提前和孟晗约定好上午8点见面，但由于他临时有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只能将见面的时间推后。并回复笔者说，他已经安排了一位在维权期间可以在护工那边起到主导作用的护工阿姨，前来先行给笔者介绍情况，此人就是尹阿姨。在等待尹阿姨之时，笔者陆陆续续见到有身着蓝色工作服的护工阿姨和土黄色工作制服的保安，或携带着小板凳，或拿着用纸箱制作的纸牌（上用毛笔书写有工人们利益诉求的示威口号），在门诊大楼前广场和国医亭前聚集起来。当看到陌生的笔者和尹阿姨坐下来访谈之时，她们也散散两两的聚集过来。她们对笔者或是上下打量，或是瞅瞅笔者记录下了那些内容。对此，笔者也只能用点头和微笑的方式来和她们打招呼，阿姨们也客气地微笑着回应笔者。从她们的笑容当中，笔者丝毫没有看到任何的恶意，而更多的是一种谨慎和好奇。这一场景和笔者来之前所想象的现场关系十分紧张的罢工行动显然不同，或许是在持续了38天的集体行动之后，维权工人们都已经将此作为了她们被解雇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工人们在这种日常化的集体行动当中，表现得更具生活气息。
尹阿姨来自湖南，自2005年10月8日起就从其他医院转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从事护理工作。由于性格、年龄和文化水平等原因，她在全体工人大会中被推选为11名工人代表之一，其后参加了医院工人集体维权的全部行动。另外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医院护工当中大部分是来自湖南，“其中20、30个都是我一个县的老乡，扯一扯我们都能找出关系，我也动员她们全部加入了维权”，所以这种地缘关系，在加上其直率的性格和较强的行动力，都使尹阿姨具有更好的动员和组织能力。
尹阿姨说，由于她们自己没有劳动合同，所以她们的利益诉求最难解决。
“我们是作为劳务派遣在医院工作的，我们原来由‘新悦银辉公司’接管，后来又改由‘康谊公司’负责。在2008年7月1日的时候，负责管理我们的‘康谊公司’更名为现在的‘康宁公司’。实际上，‘康宁公司’是由医院高层领导负责创建的，我们院长就是董事长，是公司的企业法人。这样一来的话，‘康宁公司’实质上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下属公司。说实话‘康宁公司’的老板（即实际管理者）并不算太坏，至少是在表面上没有表现得太过恶劣，而只是欺负我们没文化。在去年的时候，由于没有给我们购买社保，我们有数位护工阿姨就提出让公司购买社保。但是公司采取的是，谁提出购买社保就给她其一笔钱，让她立马消失。但是医院对这一次罢工行动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以樊院长和严书记为首的医院领导层采取的是分散工人，他们说要进行个性化处理。
我们在工作中没有过年假，也没有享受什么社会福利。每天都需要加班，最多的时候经常需要工作24小时，只有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最少工作12小时。所以，在过年过节之时，我们都很难回老家。医院要求每个科室必须24小时有人，科室的阿姨们就用轮流倒班的形式留守科室，你留守我就回去，我来了你再回去。”
据尹阿姨介绍，医院各科室的护工人数不定，最少2个，最多的则有7个，例如老龄患者较多的科室护工阿姨就较多。相应的，这也使得各个科室的工作强度也有所不同，以尹阿姨为例，她所在的妇产科科室就较为工作量小点。她们从未享受过法定假期，过年过节上班也没有加班费，而是按照正常的每小时平均工资来计算，只是在过年前后每位员工获得500-800元的红包。
护工潘秀英阿姨，原籍海南，后嫁入广东从化。她从1997年起就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科当护工，维权前在医院四骨科急诊观察室工作。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在医院工作了16年多。在此期间，她见证了医院的发展与壮大，也付出了自己心血和汗水。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当中，由于其长期无休息的工作在医疗最前线，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获得了广东省政府颁发的“抗击非典三等功”大红证书以及金质奖章，大大小小的证书上都印有省政府的编号。但是如今这些都已成往事，苦涩的现实却是在她16年工作期间，医院从未和她签过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享受过社保、住房公积金等福利。
随着今年7月1日《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即将生效，劳务派遣用工条件更加严格，不少用工单位开始规范用工。医院也开始抓紧推行其后勤用工改革，即将护工、保安、保洁和担架工等后勤人员全部转移至人力资源公司，做到名实相符的医疗体制用工的社会化。在医院旨在消除后患而告知她们其将解散全部护工之后，护工内部就一片恐慌和愤怒。潘阿姨说自己现在没事干了，所以就全程参与了此次医院工人的集体维权。她觉得自己为医院付出了太多，但是当她左小腿因为长期的高强度体力工作而患有严重疾病之时，既没有钱来医治，也缺乏社保保障。为此，她找过医院的樊院长等院领导，试图讨要一个说法。樊院长口头承认潘阿姨确实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并嘱咐接诊的医生要悉心诊断。但是在经济补偿方面，医院却没有任何表示，潘阿姨则对此倍感寒心和不满。加上今年2月26日突然告知她们要解散全部护工，这更是让她和其他护工阿姨十分愤怒。其后，迫于实际工作的考虑，医院最终决定每一个科室只留一个护工，潘阿姨被幸运的留了下来。但是医院科室在日常工作中实行的是包干制，即不管患者多少，都由科室护工自行解决，其内部自主调休。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人手的不够，她们常常是整周都没有休息，更无节假日，每天则需工作12小时以上。现在每个科室护工阿姨减少至1个，其工作强度自然倍增，潘阿姨左小腿的病痛更是愈发严重。
“在3月1日下午1点半之后就没有了护工阿姨来科室上班了，医院就一下子变得很乱。医院最后决定每个科室留一个护工阿姨，但是留下来的护工阿姨常常需要一个人做四五个人的工作。我坚持了10天，但是自己的腿病让我无法再继续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工作了。以前我们是可以在科室的休息室休息的，有时需要上夜班的时候，许多护工阿姨也会选择在里面留宿。弄一个折叠床，或者就用座椅拼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在我们罢工之后，医院那些人就将这些科室的休息室换了锁。我们就只能不停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很辛苦。”
在屡次找院领导协商无果之后，她最终选择了和其他护工一起加入到了此次集体维权的队伍当中，并由于其工作资历和所得荣誉而被工友们推选为三个护工代表之一。
4、向医院领导递交《公开信》
5月13日上午，9名工人代表带着122名工人的利益诉求前往院长办公室，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樊院长递交了《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公开信》。《公开信》由社会热心人士以罢工工人集体名义代为起草，并由孟晗等工人稍作修改后，递交全体工人大会表决。在《公开信》中，维权工人们以书面信函的方式向医院领导表达他们的意见，要求医院领导正视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妥善处理维权工人们的基本诉求。
首先，维权工人们揭露了自己在医院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护工和担架工人面临的基本问题包括：（1）2013年2月26日，管理方口头说从3月开始解散护理工人，工人自己解决工作出路。护理工人处于被解散状态，没有统一的劳动管理。管理方既没有发出正式的解散通知，又没有依法给予经济赔偿。管理方的做法，直接侵害了我们护理工人的劳动权益；（2）医院存在严重的非法劳动用工行为：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不依法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长时间工作没有休息日；未依法计算加班费；没有依法享受带薪年假待遇等等。
医院直接用工的保安（内保）面临的问题包括：（1）合同期满不续签劳动合同，医院未依法足够计发经济补偿金。他们要求按《劳动合同法》平等协商劳动合同续签问题；（2）加班费的计发基数按最低工资标准不合法。要求按照合法标准追缴加班费；（3）终止劳动合同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执行；（4）每年没有按照物价上涨指数调整工资。
医院间接用工的保安（外保）面临的问题包括：（1）同工不同酬。与医院直接用工的保安工人比较，医院间接用工的保安工人在同样或者相似的工作岗位上从事同等数量或者质量的工作，工资却有明显差异；（2）异地参加保安工人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我们都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但是，却有20多名保安工人在清远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同样在广州务工、同样在医院工作，我们20多名保安工人的社保待遇却与广州地区的工人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这种做法直接侵害了我们的劳动权益，也直接违反的国家法律的尊严和具体规定；（3）未按规定续签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条款没有经过保安工人同意就加入合同文本，未及时发回劳动合同文本；（4）签订劳动合同带有欺骗性；（5）带薪年假规定未按法律规定实行；（6）以保安工人违纪为由，扣罚保安工人工资；（7）合同期满不续签劳动合同，未依法足够计发经济补偿金。
维权工人们认为，这些严重违法用工行为直接侵害了他们的正当合法劳动权益，也直接违法了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次，维权工人们认为，医院管理者必须认识到我们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和财富，我们需要合理的生活工资，我们需要尊严的工作和生活。解决当前劳资冲突的重要途径是劳资集体谈判，以对话的方式代替对抗，建立有效地劳资利益协调机制，切实解决工人的利益诉求，切实纠正医院劳动用工中的不合法、不合理的做法。我们工人强烈督促医院管理者必须正视工人合理、正当诉求，切实与工人代表展开对话，寻求化解劳资冲突的方案，真正实现劳资共赢。
最后，维权工人一致要求医院管理者必须在收到本公开信的三天内给予明确答复：是否与我们推举的工人代表举行集体谈判。如医院管理者拒绝与我们工人对话解决劳资冲突，我们工人将采取进一步的集体行动，医院管理者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在122名维权工人的焦急等待中，市总工会在5月14日针对此前递交的《致广州市总工会请求信》，进行了电话回复说“这不属市总工会管辖范围已将请求信转到省总工会去了”。
5、医院逾期未回复《公开信》
5月16日中午12点已经过公开信的时间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实际到会11人，会议决定由工人代表第二次向樊院长等医院管理层提出交涉。下午2：30，在院长办公室见到樊院长，说明了工人们的来意，询问医院管理层为何对于公开信及利益受损工人的利益诉求不予回复。但樊院长拒绝按《公开信》原则解决问题，只能分开处理。对此，工人代表也明确表态，坚持按《公开信》的原则公平对话，用集体协商来解决劳务纠纷问题。此后，工人代表又前往广东省总工会请求帮助，询问是否收到了他们寄出去的《致广东省总工会请求信》，以及能否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介入该问题的解决，省工会接待了工人代表，但是对于工人们的利益诉求采取了不予答复。
在5月19日下午逾期仍未收到医院管理层等相关方的答复之后，在首席代表孟晗先生主持之下，维权工人们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工人大会。在会议中，他们强调在伸张自身利益诉求之时，需要严格遵照依法维权、理性维权的纪律规定来开展相关活动。通过全体工人表决，决定5月20日采取罢工静坐的形式来表达出利益受损工人的心声。
（二）静坐门诊楼，上访省政府——集体维权的渐进
1、门诊大楼前罢工静坐
5月20日，工人们于早上6：30来到医院门诊广场，拉开了工人维权的序幕。8:00—17:00，医院护理工、保安和担架工在医院门诊楼广场开展了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到场工人达一百余人，陆续来的有媒体等社会人士。但由于是工人用集体行动进行维权的第一天，现场较为混乱，所以具体的数字未有统计。当天行动惊动了三元里派出所、白云区政府、维稳中心、劳动保障中心和医院大小中层领导。其中，这些政府部门希望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其中，对保安、护工与医院之间的劳资纠纷进行调解。对此，工人代表则明确要求希望与医院管理层进行平等对话，用集体协商的方式对此问题进行解决，因而自然不太愿意接受政府部门的不平等调解。最后，医院还是未能按《公开信》内容对罢工工人给予回复。
2、维权集体求助省总工会
5月23日，维权工人们已经在医院门诊大楼前广场持续了四天的集体维权，但是仍然没有收到方面的回复。下午工人们再次举行了第三次全体工人大会，经过与会工人一致表决同意，决定5月24日前往广东省人民政府递交《公开信》，请求省政府领导帮助。同时，工人们再次通过电话和微博的形式，恳请广东省省总工会介入此次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人集体劳资纠纷当中,切实履行工会代表工人利益的职责。此次工人集体维权行动引起了电视台、报纸等各大媒体的关注，但一百多工人和记者在六楼院长办公室等待了大半天，但是院长迟迟未出现，借以拒绝与工人代表进行公平协商。
3、省政府上访遭警察阻挠
5月24日上午7：25，80余名工人有组织有计划的分成两队以步行的方式沿人行道向省政府所在地进发，在行进过程中由于对省政府内部分布格局不太清楚，因而被白云区警察的强行“牵入”至省政府后院的信访办，其实质是一种有目的的误导性行为。但对于工人而言，此次行为的目的在于向省长递交公开信而非上访。所以在从信访办出来之后，工人绕到了省政府前门，在工人们试图进入的时候遭遇到了警察的阻拦。
警察强行将试图进入的护理工阿姨拉开，过程中与医院保安发生了肢体冲突。政府部门对工人们的这些行为采取了高度打压，并且对此启动了应急预案。在此过程中，对罢工现场至少16辆警车，集合白云区辖区派出所的警力，参与镇压工人活动的警察总共有200名以上，对80多名工人进行了高度打压，同时强行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下午5:00分有四辆旅游巴士并由特警押送，将这些工人分送四个派出所进行拘留和口供，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来定性此次工人行动。在将这80余名工人关押至凌晨0:00之时，才陆续放出。警察的此次大规模阻挠行动，被工友们描述为“残酷镇压广州中医药大学依法维权的集体工人”，斥责广东省公安乱关押工人还使用暴力对待依法维权的工人。
（三）转折与分化——医院针对保安的第一份解决协议
1、名曰解决协议，实质分化瓦解
2013年5月27日，大部分利益受损工人的维权决心并未因此减少，而是继续选择在医院门诊楼前开展集体行动，但较之前参与工人的人数有所减少，此时共计60余人。工人们的这种理性合法的罢工行动一直持续到了5月28日。医院对此采取了逐个分化瓦解的措施，试图利用个别谈话、协议书诱惑等方式逐步瓦解此次利益受损工人的集体行动。医院先后给参与维权的保安出示了《协议》和《补充协议》，以此答复他们的诉求，维权工人们却认为其实质是试图分化瓦解维权集体。
该份《协议》被维权工人称之为“n+2”赔偿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同意提前终止劳动合同，医院同意按工作年限加两个月的工资标准对保安支付经济补偿金；医院同意一次性给予保安补助金5600余元（包括但不限于加班费），双方对劳动合同的相关事宜此后互不追究，全部终结；本协议签订后，保安不得参与上访、静坐及其它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活动，不得做出有损于医院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名誉伤害等事宜；上述款项于本协议生效3个工作日内支付，支付完上述费用后保安即离开医院。
其后的《补偿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保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医院的规章制度；双方同意按原合同约定标准计发工资，医院同意自2013年6月1日起至本合同终止期间的加班费按每月2400元的基数标准计发。同时医院同意甲方给予一次性补助金5600余元（包括但不限于加班费），双方对此前劳动合同履行的相关事宜不再追究；本协议签订后，保安不得参与上访、静坐及其它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活动，不得做出有损于医院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名誉伤害等事宜，医院对不再参与上访、静坐的人员既往不咎（有严重违法者除外）；补助金于本协议生效5个工作日内支付。
由于医院仍然不承认与护理工阿姨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所以护理工阿姨享受不了上述保安的赔偿待遇。对医院的这些分化瓦解举措，工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医院利益受损工人之间必须保持紧密的团结，增强自身的维权意识。同时，在工人代表的领导下，工人们采取了边维权边学习的集体行动模式，在罢工过程中组织学习了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知识，具体模式是由作为首席代表、并且略懂法律常识的孟晗先生先收集和摘录相关的法律条文，讲解给各位工人代表之后再由工人代表们转述给利益受损的工人。
2、医院保卫科对《公开信》的回复
5月28日，在医院所有的分化瓦解举措被工识破之后，工人们召开了第四次工人全体大会，并且先后召开了第二、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借以强化工人们的维权决心，重申理性维权，避免工人集体行动中过激行为的的出现。同时，对工人行动的最新进展不间断的对外公布，行动方向和策略的改变也会通过工人大会及时向工人们说明并征求工人意见。
医院保卫科则对维权保安出示了《公开信》答复，署名时间为维权工人递交医院领导的5月13日。其主要内容包括：
（1）对与医院签订劳动合同保安员诉求的答复：医院人事处已经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做好劳动合同的终止、合同期满不续签的经济补偿金的计发以及加班费的合法计算。加班费基数由人事处提供，2009、2010年按工资前四项（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岗位职奖和奖励工资）计发，从2011年起按照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发，适时调整，并且已计发2011年的加班费补差额。保卫科没有接到人事处有关因物价上涨指数而调整工资的相关法律文件，故仍然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发加班费；
（2）对劳务派遣保安员诉求的答复：（一）由于劳务派遣保安员是与广东商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下称商联）签订劳动合同，工资结构为：加班工资基数（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绩效工资，与医院合同制保安员略有不同，两者的基本工资存在差异。劳务派遣保安员的加班费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严格计发，节日慰问费、科室目标考核奖、春节礼品等福利均参照医院标准执行。
由于合同制保安员在招聘时条件比劳务派遣的要严格要高（身高172cm以上，35岁以下，年轻或退伍军人的优先考虑），他们需要在医院住宿，24小时备勤，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因此考核性补贴要比劳务派遣高。而劳务派遣保安员主要是车管员，不需要24小时备勤，年龄身高等身体条件限制不大，主要安排在停车场负责交通管理和停车费等工作。
（二）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商联公司及医院保卫科均与各人就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购买问题进行协商，提供两种参保方式（广州或清远）供其自愿选择，并对选择清远参保的，给予230元的补助。此项工作均在平等协商，自愿选择，签名确认之下进行的。提出两种参保方式的出发点是，满足部分保安员希望有较多的到手工资而选择清远，部分保安希望退休后能拿多退休工资而选择广州。
（三）经劳务派遣保安员阅读后，在双方平等公平下签订劳动合同。对于补充条款的，也是经双方协商后，劳务派遣保安员本人签名确认，最后商联公司通知领取的。
（四）在签订合同之前，已说明性质是劳务派遣，与商联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非与医院签订。保卫科已经做好说明工作。
（五）我科严格按照劳动法律法规安排劳务派遣休年假。
（六）《保安员手册》百分制规定，对违纪队员进行扣分处理，并折算成人民币在奖金中扣罚，并没有扣罚基本工资。根据2013年5月1日执行的《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相关规定，保卫科于2013年4月1日起停止了因违纪扣罚奖金的做法。
（七）对合同期满不续签劳动合同的额，商联公司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对违纪违规的，作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在《回复》的最后，医院保卫科告知维权保安：个别人员对本答复有异议的，以劳动冲裁或法院判决为准。
维权工人在5月30日向保卫科科长与人事处处长递交了他们即将再次采取集体罢工的《告知书》。在此前，工人代表已代表122位工人向院方提交了《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公开信》，其中已经明确表明，要求院方必须正视维权工人的诉求。同时，维权工人再次接到签《协议书》的通知。他们对此认为“说实话那不是通知，是强制命令。我和我的队友们是不会上当了”。
3、集体维权宣传物遭警察强行没收
6月7日，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罢工现场，早上三元里派出所的警察同志将罢工宣传用的横幅全部收走。至中午时分，维权工人获悉医院愿意与护理阿姨们协商谈判，对此工友们仍有所质疑。在罢工中，她们一直期待着与院长进行平等对话，但是“医院那边却一直处于欺骗我们的状态”。
四位内保长期作为医院管理层的眼线，在几次集体等待甚至围堵院长的行动中，都被其发现并提前告知医院领导，而三元里警察随后就出现。他们以此来掩护院长的“突围”，这一滑稽的片段被工友们描述为“院长像是犯了法一样被带走了”。趁着罢工工友大部分在中午去吃饭的间歇，现场来了十多名三元里警察，他们从数位留守工人的手中将用于对外宣传和征求公众签名支持的宣传纸牌，以及写有维权工人相关诉求的横幅一起收走了。其后，工人们又重新制作了一条横幅，并将其绑缚在国医亭的石柱和附近大树树干之上，但是在两个小时之后，还是被他们强行拿走了。对此，工人们还清楚的记得，其中多次在医院出现并粗暴阻挠工人集体维权的一名编号为“031128”的警察。潘秀英阿姨咬牙切齿的说“他是其中最坏的警察，即使是化成灰了，我们也会记得他。在4月份康宁公司发工资的时候，我们部分护工阿姨在转角处碰见这位警察与老板交谈，也看到过公司给他买烟，请他吃饭。所以一旦医院这边的护工和保安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出来干涉。
4、维权工人多方求助，媒体首次现场报道
医院五位工人代表在6月14日来到了广东省卫生厅和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递交了工友们的《公开信》，同时也向省总工会第二次递交了《公开信》。
6月17日下午，全体工人代表第二次找到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领导反映情况，要求大学领导介入到维权工人与医院的此次劳资纠纷当中，以此敦促医院领导尽快起动集体谈判。在此前6月5日的时候，工人代表们第一次前往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将代表一百多名工人利益的相关诉求递交到学校领导手中，借此希望大学领导能够协助解决工人们所遭遇到的用工问题。大学领导接见了工人代表们，并表示会尽快了解情况并加以解决。在工人代表第二次前往之时，他们带着《公开信》并递交到了校方手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相关领导接见了工人代表，同样只是表示会尽快和医院方面进行沟通。工人们在递交各相关部门的《公开信》中，都有标明回复的时间期限。但实际情况是，他们能够收到的部门答复极少，更不用说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收到。
广州电视台等媒体再次进入到罢工现场，对维权工人和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并在当晚对此次集体维权进行了相关报道。对于工人们持续一个多月的集体维权，包括南方电视台、广州电视台、《信息时报》和《南方都市报》等在内的多家本地媒体都前来采访过，但是迫于医院和媒体管理层的压力，他们都不敢公开报道。“有些记者过来了，想要采访医院领导，医院领导就是不出现，好几次，他们都是不予接见。在对我们维权工人进行采访和拍摄之后，制作的东西也会常常被媒体自己的领导们压下去。后来，在进行集体维权的时候，我们现场拨打了广州市劳动管理监管局的电话，但是那边工作人员都是不予理睬，而且态度很不好。在举行集体罢工的时候，我们通知了本地的一家电视台前来报道，接电话的人直接训斥我们，说什么电视台现在没有人没有时间。”（保安孟晗）
5、医院摸底工人诉求，工人转战门诊南楼
6月28日是医院集体维权的第40天，香港码头工人的罢工行动恰好是在持续40多天之后得到了解决，工人们就是以这来彼此激励。此日上午，工人集体维权似乎也真的出现了些许“转机”。通过维权集体的坚持不懈，医院方面在此日上午10:30通知首席工人代表孟晗，表示愿意与护工和保安协商经济补偿的相关事宜。医院则要求孟晗作为全体工人代表，在下午2:30携带维权工人利益诉求的详细数据来门诊南楼与医院领导谈判。此日下午，孟晗准时将工人利益诉求的具体数据与计算说明交由医院领导及其代理律师进行商议，并向院方提出星期一（7月1日）上午12:00之前必须给出答复的要求。从这些表层现象的转变，我们似乎可以分析出医院或许已经愿意与工人协商解决经济补偿的相关事宜。但是，正如医院的后续举动所揭示的，他们只是对维权工人利益诉求的具体金额数进行一次摸底。
此前的集体维权主要是医院门诊大楼广场进行罢工静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院方似乎对此已经产生了免疫，维权工人们觉得自己集体行动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他们最终决定上午在门诊大楼广场静坐，下午则转战门诊南楼院领导办公室，以此给继续保持冷漠的医院领导施压。内心愈发焦躁的维权工人，近期则将整天的维权行动都集中在门诊南楼6楼院领导办公室外面进行。
一出门诊南楼六楼电梯，走廊上密密麻麻分布着的身着蓝色工作服的护工阿姨，她们或是倚墙而立或是席地而坐。在六楼对外开放的接待室内，则是挤满了身着土黄色制服的保安。接待室外还有几张尚未收起来的折叠床，在一定程度上描述出护工阿姨们夜间留宿占领接待室的艰辛。有些保安由于前晚外出打零工或是其他活动，上午来到这里静坐的时候就会比较困，他们就在接待室长椅上面或是在由桶装水组成的简易床上休息。有一位年轻保安由于没有地方可以休息，就在过道上席地而睡。过往的医院行政人员多为年轻女性，正值炎夏，大多身着短裙，经过之时自然十分小心。这些医院女职员对此颇为反感，为了防止自己走光，她们就直接向孟晗反映了此事。过后，孟晗就责令他再另找别处睡觉。护工阿姨则十分热心的他在接待室内腾出了一个地方，并用报纸铺好以供其睡觉，完后阿姨自己则继续在外面过道两侧或站或坐。
保安和护工阿姨告诉笔者，六楼是医院樊院长和严书记等行政人员的办公地点。这里的厕所是设置了密码的，专供医院领导们使用。工人们笑道，不知医院领导们在这些专用厕所中藏有何种猫腻，并质疑里面会不会有医院领导个人小金库的存在。工人们认为医院的这些做法是在歧视他们这些底层工人，医院领导们以此来展示自己的档次高，而“外面保安和护工阿姨们就是 ‘光脚的’，外面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通过此次长时间的集体维权以及之前未成功的维权个案，他们认为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中，自已与医院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平等地位。“这种不对等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医院领导在上面与我们维权工人在下面的地位不对等，所以医院领导才会理直气壮的忽视我们的诉求；另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等，走法律途径的许多资料都是医院单方面占有的，我们维权工人们很难拿到，所以医院只会用法律途径来搪塞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很难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那既然医院方面知道自己的管理方式是不符合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为何不早先解决呢？”（保安欧光龙）。在此次集体维权开展之前，已有两位保安就医院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过抗议。但是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和缺乏相关法律依据，他们最终还是屈服于医院的这种强势态度。保卫科科长针对他们自己在日常管理中的违规行为，在面对保安们的抗议之时，直接回复道：你有问题就去告我。对此，维权保安们愤怒至极，他们觉得这是明显欺负自己没文化。
对于护工阿姨的合法权益受损问题，医院领导要么回应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护工在广州甚至是全国各大医院中普遍存在，医院暂时无法解决；要么就直接回复说让维权工人们去法院告医院。“社会问题也是由人造成的，如果医院对此不能单方面解决，那么为什么不和工人们一起协商处理呢？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维权工人就不明白自己合法权益的受损到底是社会问题，还是一小部分特殊情况。”（保安孟晗）
**（四）断粮与无力——维权集体的内部困境
1、断粮后的多重压力**
罢工持续了40天，看不到希望的工人们也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对于这些外来工而言，不去工作而专门来进行集体维权的成本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农民工，不上班就意味着没饭吃”。“但是如果不用罢工来维权的话，我们一周仅休息一天，这样的话维权的效果就很薄弱。要么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医院不与我们谈；要么就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没有时间与医院谈”（保安欧光龙）。也有部分工人用彼此激励的方式来勉励大家继续坚持，他们笑道：“现在到了最后一步，我们以后就会由国家包吃住了（指从作为国有企业的医院那边拿到的赔偿金后，自己可以随意支配）”（保安马清）。
但是，院方对工人的集体维权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办法。两三年的维权之路，工人自认为实在是拖不起，害怕由此带来的妻离子散。一位年轻保安告诉我，他曾经直接向对他们诉求不予理睬的医院领导们讲，如果自己的家庭由此变得不完整了，那他也会让他们的家庭也完整不了。在集体维权期间，保安们由于旷工而没有了经济收入，他们当中一些人为了生存而选择在晚上打零时工进行补给（工友自己强调这是为他们白天的集体维权提供补给，而非仅仅是为了赚钱）。同时，他们也认为如此继续下去，工友们最终还是会为了钱而低头。
面对保安和护工的大规模集体维权行为，医院在5月27日给保安们提出了一套被维权工人描述为“不平等协议”的解决手段。其内容包括两份协议（具体内容前文已述），一份是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另一份是关于补助金的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中的“补助金”是针对维权保安要求医院补偿长期拖欠的加班费而言的。但总计才几千块，其支付额不到原来应补偿额度的一半。并且，医院将其刻意界定为“经济补助金”，其意为补助而非补偿。对于医院的这种类似于施舍的解决方案，其补偿额度也相差巨大，维权保安们自然难以接受。
在全部参与集体维权的保安当中，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与医院签了该份协议，在拿到钱之后就直接返回老家了。
2、集体维权中的搭便车
到6月28日上午为止，护工阿姨当中也已有3位完全退出。她们由于严重违反维权集体的行动纪律，而被护工阿姨通过集体表决的方式予以开除的。在维权期间，她们的行动太过随意，签名之后偶然参加一下集体维权，同时也继续留在医院工作。对于其他工友而言，这种脚踏两条船的行为自然十分可憎。有些护工阿姨在参加几天集体维权行动后就退出了，退出之后又重新加入，如此反复，这样的投机行为同样让其他死守阵地的工友很是反感。其中许多阿姨的嘴巴也有些过分，就直接当面指责她们。而这几位略显投机的护工阿姨同样是嘴上不饶人，不仅对其他工友的职责坚决予以回应，“别人骂她，她就会回骂别人，就是不会退出” （护工尹宝贵）。作为护工代表的三位阿姨，有好几次都先后被这她们骂哭了。她们就很无赖推脱说自己就是有神经病，但就不想退出此次工人集体维权。并放言谁要是开除她们，她们就和谁没完。最终其他护工对她们实在无法忍受，就选择了用集体表决的方式将其开除了。
3、护工内部的怨气与分化
经过这么久的集体维权，部分护工阿姨出现了明显的妥协。对于赔偿要求，她们认为“现在我们不管医院给多少，1万5或2万都可以，不再要求太多了，只要能解决就算了”（护工曾艳萍）。保安们则对此认为，“阿姨们的这些举动太丧气的，还有人傻得连钱都不要了”。更严重的是，在护工阿姨内部也逐渐出现了分化，部分阿姨开始质疑持续了40天的集体维权，甚至出现了被保安们描述为“窝里斗”的不和谐一幕。在昨天门诊南楼6楼静坐结束之后，按照以往惯例，护工阿姨都是需要晚上在接待室睡觉的，以防止这个“据点”被医院占领后不再让她们进入休息或开会。但是，那几位时来时不来的护理工阿姨使得留宿守卫的阿姨们心里很不平衡，她们在这里罢工，没有了经济收入，但那几位阿姨却可以既每天拿着100元的工资，不参加留宿值班，同时还能继续留在集体维权的队伍里。为了遏制这种内部不团结的风气，护理工阿姨们最后决定采取晚上大家集体留宿值班的办法，不到场的护理工则会每天罚款100元。这样下来，限制了一些行为投机的护理工阿姨，但是其中仍然有几位一直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对工人代表与其他工友多次进行了口头攻击。
除了这些行为投机、想要两边都要占好处的护理工阿姨导致工人集体内部出现了分化和矛盾之外，那些死守阵地、坚决维权的阿姨们同样出现过有些不协调的声音。由于此次集体维权持续了40天，医院和政府未能出面解决，自己维权之路一片渺茫，加之没有了经济收入，家庭压力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之下，许多护理工阿姨内部争吵不断。作为护理工代表的尹阿姨和潘阿姨对此认为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再加上罢工期间来自自身和家庭的压力，这些争吵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宣泄情绪的途径，并没有太多的恶意。有些人原本是自愿签名加入的，但这么久都没看到解决的希望，她们就开始埋怨组织集体维权的阿姨们。她们忍受着内外各种压力，内心十分焦躁，很容易就将心中怒火撒向了作为组织动员的工人代表身上。
相比之下，保安那边在整体上却是越战越勇。他们不断的劝诫护工阿姨们，在这关键时候一定不能受到那一两个退出工人的影响，需要保持内部团结，继续坚持下去。其中一名年轻保安倾诉，其父母在听闻他参与了此次集体维权之后，就不断打电话劝他马上辞职，不要再到罢工现场来签到了。其父母让他尽快返回老家，说他们在老家那边可以为其提供另一份工作，每天都有160-170元。但是他明确向父母表示自己不想去。“自己的合法利益被别人侵害了，而且医院还这么强势，如果自己被人欺负了还不去维权，那就是傻瓜一个”。所以，他坚持要留在这里，要和大家一起争取自己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维权工人们认为，在中国法律立法与法律实践具有两套逻辑，即“上有对策，下有政策”，所以工人权益维护最重要的还是自己需要团结在一起。
维权工人们已经意识到护工阿姨的诉求难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以护工为代表的缺乏劳动合同的医疗后勤用工形式，其实质是一种社会问题。就广州而言，各大医院中类似的没有签订合同的护工群体大约有20余万。如果她们权益受损的事情一旦解决了，其社会影响巨大。但是在此之前也有过成功的案例，例如珠江医院的护工集体罢工一下午，其追缴社保等相关诉求就得到医院方面的妥协解决。对此，孟先生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珠江医院护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行为一直都在持续，所以那一次罢工及最终问题的解决是积压很久后的突破。此次集体维权持续了40天，虽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进展。但是维权工人认为她们的这些维权行动最起码让那些还在继续上班的护工和保安们得到了好处，例如，保安能否获利就与其敢不敢签那两份协议相关。
4、罢工静坐的无力感
在上周三，护工陈红英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导致下肢患病严重。她在6月28日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樊院长对她表示，对于此次集体维权行动，医院方面的确是存在着过错，也会承担部分责任。但这只仅限口头表达，院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行动，而是继续采取拖延和无视的态度，试图逼迫维权工人们亮出最后的底线。医院之所以能够对维权工人的罢工静坐置之不理，甚至就连维权工人自己也认为门诊大楼广场前的罢工静坐成效不大，其原因在于此次集体罢工对医院的日常运转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医院在没有解散护工的时候，各科室一共有144位护工（其中仅一位男性护工）。数天之后，医院迫于内外压力而决定每个科室只留1名护工之时，留在科室继续工作的只有29人（但在实际工作中，护工人数远比医院科室名单上29人要多）。在5月20日进行集体维权之时，参与的保安和护工共有122人，其中包括91名护工、25名保安和6名担架工。但是在仅仅持续了数天之后，大部分护工就陆续回科室复工了。即使她们大部分都未列入留在科室的名单当中，但她们也继续回去上班，院方对此也未加阻挠。在剩至现在的55名维权工人中，有23名保安和32名护工。今天（6月28日）开除了3位参与维权的护工，所以此后一直只有29位护工参与了行动。原本其中大部分护工就是被排斥在留在各科室的名单之外，加上这样的人数规模，其对医院正常运行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护工阿姨们也认为，虽然每个科室的工作量差别很大，但是护工们采取的是轮班制。其实一个人也基本可以胜任科室的大小工作，只是工作强度有所不同而已。每个科室的工作强度和经济效益都不一样，例如老龄人和残疾人较多的骨科需要经常移动行动不便的患者，术观察室则需要跑进跑出，运送病人，很是吃力，所以这些科室的工作量就比较大。而妇产科等科室由于患者和亲属给的费用较多，所以经济效益是最好的。由此，各科室护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在医院管理不严之时最多的可以达到一个月80000余元，如妇产科，而一般的只有2500元左右。医院要求各科室必须有护工24小时待命，排班表都是排得满满的，所以基本上都是由各科室护工自己协商轮休。她们每天都在加班，节假日基本没有，加班费更是从未有过。部分护工阿姨在2012年向医院领导提出了发放加班费的要求，但院方始终没有进行解决。当时康宁公司的董事长罗雅霞将前来反映问题的护工斥责为“三低人员”（文化低、素质低和社会地位低），“她只看到了我们护工阿姨工资的小幅增长，但没有看到阿姨们工作强度的增加”（护工陈红英）。
在此次罢工之后，阿姨们会有怎样的出路，潘秀英、陈红英等一些年龄较大或身体不适的护工阿姨们都选择拿到补偿金后就回乡下养老。另一些护工阿姨则由于在医院工作了十余年，对这行的工作模式已是很熟悉。同时，她们也对医院产生了感情，在平时工作中也已经与医生、护士以及老病号都保持很好的联系。所以，这些护工阿姨们认为，如果院方愿意在维权结束之后让她们继续留下来的话，她们还是愿意留在医院工作。但是如果这次维权行动继续被医院激化的话，她们就坚决不愿意留在医院工作了。
护工陈英红阿姨来自湖南偏远农村，自2008年起分别在医院观察室和儿科工作。陈阿姨那用白袜包裹的肿胀双腿，现在走路都十分艰难。在维权期间，她常常是靠轮椅来支撑行动，或者直接席地而坐。据其介绍，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她和潘秀英阿姨一样，都是双腿患有疾病。与潘阿姨不同的是，陈阿姨的病情更加严重，被诊断为运动性损伤。在一个多月前，她的双脚就已经严重得完全不能行走，无赖只得在4月17日住进医院。即使是通过各层关系而申请了免做所有的次要检查，但一个月的治疗下来，还是花去了7000余元。由于她在广州无亲无故，所以在湖南老家打工的丈夫也专程跑过来全程照顾。夫妻二人都没了工作，自然就断了经济来源，后续的治疗实在难以为继。在病情稍有好转之时，她就毅然选择了出院。回想着自己为医院付出了这么多，现在却无钱医病，陈阿姨只能以泪洗面。想着自己过去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些医院家属，他们都是享受着免费治疗，她内心更是愤愤不平。在5月19日出院之后，瘸着双腿的陈阿姨就坐在医院门诊大楼一楼大厅，在就诊人群中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揭露医院欺骗护工阿姨们。不久之后，医院领导马上就赶了过来。他们派人用轮椅将她安置好，并在众人面前许诺为她提供免费治疗。但是陈阿姨却认为“他们只是在做给外面的人看，假装为我治病。所以在做各种检查的时候，我就很细心，因为很熟悉医院的那些赚钱套路，我就不让他们给我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检查”（护工陈红英）。
由于医院的樊院长是运动性损伤方面的专家，所以陈阿姨在前期治疗没什么效果之后，决定前去找樊院长医治腿病。为了能够获得免费治疗，而享受免费优惠的患者是不能和其他患者一样排队的，所以陈阿姨即使来得很早，但还是主动的排到了最后一个。当临近下班其他患者基本看完了，终于轮到她的时候，医院保安以为她是来闹事的，就提前通知了院长，并且还叫来了几位特警。他们瞬间就将樊院长架走了，而陈阿姨只是来要求其医治腿病的，所以就紧追不舍，一直到门诊南楼一楼大厅。其后，两位特警就粗暴的将陈阿姨的双手反扭起来，任凭陈阿姨在地上如何的哭喊和挣扎。樊院长最终还是被护他们送走了，但陈阿姨在挣扎中抱住了医院保卫科科长的大腿。三位保卫科队长见势就直接冲了过来，狠狠地抓住陈阿姨的脖子，一起再次将她按倒在地，让她老泪纵横的脸颊紧贴着冰凉的地面。陈阿姨在翻滚中挣扎着，最后抱住了其中一位保卫科队长的大腿，这一幕从下午5:00一直持续到了次日凌晨1:00。其他维权工友则留守现场为她送水送食，那位保卫科队长则只能上身爬在取药柜台稍作休息。说道心酸之处，陈阿姨不禁痛哭，反复表述她现在的想法“拖了这么久都没结果，要是我死了，那一天从医院楼上跳下来，他们一定会出来解决的”。无论是从她满腹辛酸的泪水和略显急躁的性格，还是通过工友们的介绍，笔者知道这并不是陈阿姨的玩笑话，而是一位倍感无力的底层劳动者试图用生命来发出自己的声音，难道此次工人集体维权真的需要用生命来唤醒医院的良知吗？！
**（五）集体谈判——摇摆于法理之间的自我赋权
1、医院与维权工人的首次谈判**
7月1日是医院方面公布解决方案的最后期限，所以罢工工人们既没有在门诊大楼广场静坐，也没有在门诊南楼围堵医院领导，想以此体现他们要求协商解决自身诉求的最大诚意。即使他们都深知医院与自己的平等协商是极其困难的，但他们尤其是护工阿姨仍然对这一丝略显渺茫的希望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感觉好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再也拖不起了”（护工曾艳萍）。部分参与维权的保安们领到了自己的“工资”，但对于外保来说，这只是5月份罢工之前的加班费而非工资。内保领到了1000-2000元，而外保则只能领到200-300元的加班费，其中还被扣掉了100余元。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领取“工资”最低的外保陈亮已被扣剩至42元。
五位工人代表在上午11:50前往医院门诊南楼询问院方对维权工人相关诉求的答复。医院的对他们答复说，樊院长、严书记等医院高层领导外出在省里（广州）开会。所以，中午的交涉将由人事处姚处长出面与孟晗等人协商。维权工人的相关诉求需要通过医院领导办公会进一步审议，但是医院高层领导现在外出，所以需要等待他们回来后开会审议。最后,姚处长回复孟晗等五位工人代表，医院决定在明天（7月2日）上午10:00-11:00与维权工人进行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是罢工工人所提供的诉求和资料。
其后，维权工人们开会讨论了现阶段集体维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首要议题就是如何解决罢工期间工人经济收入的中断。持续40余天的罢工，许多年轻工友已经支持不住了。对此，孟晗提议发动社会救助，号召社会人士为维权集体捐助。但他与工友们也深知，这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途径和效果十分有限。也有保安提议大家可以自己买菜买米，轮流做饭，用吃大锅饭的形式来解决经济困难。同时，也可以借此表达出罢工工人的内部团结和行动决心。这一提议最后还是被大家以做饭设施缺乏、个人口味各异和具体实施困难为由否决了。最后，大家提议自主解决的呼声还是最大。
在进一步的商讨中，大家再次意识到医院对解决方案没有太大的的诚意。他们要么是逼着工人走法律维权的道路，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却依然嚣张的让工人们去法院告自己；要么就是采取拖延的手段，逐步分化瓦解维权集体。对于如何继续开展集体维权，维权工人们认为在门诊南楼6楼围堵院领导和门诊大楼广场静坐示威都要进行。但由于人手不够，工人们认为维权集体不宜兵分两路同时进行。护工阿姨则反映，许多阿姨都觉得在门诊南楼留宿压力太大，自己内心受不了。所以，她们提议是否可以在医院领导们上班的时候再开展行动。
今天（7月1日）已有新的公司（即众安康公司）来接管医院的护工阿姨，此公司已于昨天在医院挂牌。医院开始禁止护工阿姨在各科室住宿，同时以众安康公司的名义为所有护工提供了工作协议。签了协议的可继续留在科室工作，“但是签了这样的合同就意味着护工阿姨们以后就必须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干活，这是对工人们集体维权的一种约束”（孟晗）。“医院这明摆着是要拖着我们难受，是在耍无赖。新公司进入后，就不让我们护工阿姨住科室了。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我们就是坚决不搬东西，用锁锁起来，看他们谁敢搬我们的东西。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凭什么赶我们走？！”（尹宝贵）
这么久的集体维权，也使医院里的部分医护人员开始对护工阿姨们产生了隔阂，潘阿姨说“现在那些科室的人看见我们上去，马上掉头就走。我们上去和她们聊天，她们就是不理不睬，而且还在背后和清洁工阿姨议论我们的集体维权，也不让她们和我们说话。真是太可恶了，好像我们做了什么坏事一样，我们只是维权又没犯法”。
7月2日，医院方面提前告知维权工人，医院高层领导今天仍然在广州开会，预计需要持续一周，所以原定上午10:00的谈判就由3位医院科处级代为参与。上午9:50左右，孟晗等五名工人代表一起前往门诊南楼谈判。其余工人则一起在花坛边静坐，等待着与医院第一次谈判的结果。11:00左右，工人代表们从门诊南楼下来，不出意外，第一次谈判果然没任何实质性进展。由于参与谈判的只是医院的两位处长和一位科长，没有足够的权限，他们只是来听一下工人们如何举证自己的诉求，而结果还需在下周二经医院高层领导商议之后再做出答复。医院方面也同意由双方律师来协商工人的相关诉求，即承诺了与维权工人们进行集体谈判。此外，医院也承认了五位工人代表与医院平等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合法地位。孟晗等工人代表则鼓励维权工人们，“虽然今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但是我们总算是向集体谈判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也是我们44天集体维权中坚持不懈的结果”。
2、省总工会在官方微博上的首次表态
经过维权集体此前的五次上访，广东省总工会在7月5日对此次工人集体维权首次在官方微博进行了表态，其全文如下：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工和保安员代表曾到省总工会上访,省总工会已按信访条例规定进行处理。至今职工的诉求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省总工会领导作了专门批示,并组织协调小组,继续关注事件进展,督促用人单位履行法定义务,协调政府职能部门，推动事件依法依规解决。
3、新工人参与集体维权，援助律师介入集体谈判
7月6日下午6:30，五位工人代表及纪律委员围绕着下一步工人集体行动进行了座谈。此次座谈会最终归纳为两个会议要点，即援助律师介入集体谈判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新罢工工人的加入和公平对待的问题。
首先，孟晗告知工友，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劳资问题资深律师段毅律师将于周日（7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届时将由五位工人代表前往与段律师进行座谈，详细说明工人们的利益诉求和现实依据，为下周三（7月10日）由段律师介入与医院的第一次集体谈判做好准备。在此之前，工人代表们需要做好充足准备，尽可能的向段律师提供最为详细的相关资料。
其次，对于后来参与者的加入，工人们认为这毫无疑问会增强维权集体的内部团结和维权力量。由此给医院施加更大的压力，促进工人利益诉求的更好更快解决。但同时，对于她们的加入，维权工人之间是有不同声音的。陈红英等护工就极力反对，甚至以退出相要挟。她们认为“她们这些护工，现在在看到医院有了一些解决问题的诚意，就想过来分蛋糕。我们自己在下面静坐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她们一来就可以拿到好处，肯定是不公平”（护工陈红英）。对此，孟晗等工人代表则在会议中对她们进行了耐心的劝导。“我们应当明确的是，我们此次集体维权中的对象是医院，而不是我们工人内部。所以，我们要积极欢迎和接纳她们的加入。更多工人的加入也会使我们维权工人自信心的极大回归，工人代表们需要通过细致讲解和权衡利弊来使我们的维权工人的心态能够平衡。我们争取的不仅只有经济利益，更有被医院所践踏和漠视的尊严”（孟晗）。
最后，维权工人们在是否接纳后来者的加入？以何种方式接纳？如何实现维权集体的公平对待？等议题上达成了一致结论。（1）维权工人们同意接纳后来者以非罢工形式加入到此次工人集体行动当中，借以增强工人内部团结以及与医院集体谈判的筹码；（2）后来者的加入并非只是签名而已，而是需要有计划有安排的参与到工人的集体行动中来，但前提是力争不占用他们的工作时间。参与行动的具体形式以及出勤的计算标准可以通过全体工人大会进一步商议。
4、邀约具体谈判内容遭拒，工人再遭警察粗暴阻挠
维权工人在7月10日再次去了门诊南楼找医院领导，要求其尽快给出集体谈判的具体时间。对于工人们提出的谈判时间和人数等内容较为具体的《谈判协议书》，院方始终不接受。其后，通过樊院长与两位工人代表进行协商之后，由其亲笔起草：拟定2013年7月16日（即下周二）双方律师协商相关事宜。对此，屡遭院方欺骗的工人们认为应当进一步明确谈判内容，即“劳资纠纷”而非“相关事宜”。经过内部讨论，工人们认为应当将协议内容改为“有工人代表参加，以集体谈判的形式解决劳资纠纷”。樊院长起初愿意在修改后的《谈判协议书》上签字，以确定具体的谈判时间、地点和内容。但当他看到“有五位工人代表参与谈判”之时，便拒绝签字而极力主张由双方律师直接谈判。
在此期间，樊院长决绝孟晗等保安进入办公室与其协商，而是要求单独与曾艳萍、尹宝贵二位护工代表进行协商。对于医院试图用内部分化的手段来先与护工谈判，部分保安认为可以接受，“阿姨们拿到钱之后也可以过来帮助保安兄弟们一起行动”（保安陈亮）。而大部分保安和护工则认为，医院此举动明显是在分化工人集体，“要谈就要一起谈，坚决不能分两批进行”（保安马清）。在两位护工代表在院长办公室与其协商之时，外面的工友则安静的等待着。谁知院长的答复是，自己对于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决定，需要与医院律师进一步协商。对此，工人们认为“院长每次都说得很真诚，但实质上是非常狡猾的”（保安马清）。
对于工人们的《谈判协议》，樊院长一直拖延至中午12:30而未给出答复。此后，三元里派出所出动警力80余人，由其所长亲自带队。他们强行介入此次劳资纠纷，带走负责现场拍照取证的8名保安和护工。在此过程中，他们无视患病护工阿姨的身体状况，而继续粗暴对待。工人们认为，三元里警察的粗暴举动之实与其保护院长之名严重不符，而以警方之力多次介入医院内部的劳资纠纷更是让他们难以理解。期间，维权工人已通电广东省总工会，强烈希望省总工会能够迅速介入此次劳资纠纷当中，切实维护工人们的合法权益。
三元里派出所的警察在上去之后，所长等人首先责令工人们与医院方面进行和平协商。工人们则回复说，医院方面完全没有诚意，无意给出谈判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书面材料，他们来六楼静坐也是无奈之举。现场警察对此则无过多解释，而是坚持强调罢工工人应当与医院领导在办公室里面坐下来谈，而不能选择在行政办公区静坐和围堵医院领导。此后，现场的警察试图将樊院长等医院领导护送下去（此伎已多次重施）。见状，双腿患有疾病的陈红英阿姨急忙瘸着腿冲上前去，一把就抱住院长的大腿。警察则强行将其拉开，由于力量悬殊，陈阿姨无法挣脱而被数名警察按倒在地。她挣扎了数次，尝试站起来，但都未成功。她只能爬在地上，噙着泪水，眼见樊院长被警察们护送走。在院长乘电梯下楼之后，乘着警察们放松警惕，她在挣脱后欲向窗外跳下，最终再次被警察们按倒在地。其后，她被数名警察抓住其四肢，强行将其抬送至门诊南楼外的警车内。此间，由于身体病弱，陈阿姨已呕吐数次。工友们见状都于心不忍，维权期间负责照顾陈阿姨的护工尹宝贵试图掰开警察的手，以帮助她挣脱警察的暴行，旁边被警察控制的保安们则暗中用肢体试图阻挡警察将她抬入电梯。部分维权工人和警察之间发生了言语冲突，结果尹阿姨等人也一同被押送了下去。
对于余下用手机拍摄了全部进程的保安和护工阿姨，警察则同样是重点照顾。警察现场带走了2位保安和4位阿姨，其他拥有视频证据的工人们则在混乱中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而成功逃脱。数名警察对几位逃出的维权工人们仍然紧追不舍，他们下楼后又在门诊大楼和门诊南楼之间的花丛中带走了2名保安。最后，包括4名护工阿姨和4名保安在内的8名罢工工人被押进警车，在数百名医院内公众的注视和拍摄之下送至三元里派出所。门诊大楼前整齐排列的身着黑色制服的武警黑压压的一团，让人心生余悸。
剩余30余名维权工人则转移至医院北门东侧约200米的“交电新村”，聚集在居民区深处的一家小超市。大家用几瓶啤酒、数包花生和泡椒凤爪就解决了午饭，更为重要的是清点人数，确定被抓工友名单，以及制定下一步行动策略。在集体商议之后，大家决定以送饭为名一起去三元里派出所，试图以交换被拘留工人的形式来“营救”8位工友，以此表明维权工人的整体性。当现场工人们分别向还在医院内的工友通电话告知行动之时，大多数认为现在去派出所的行动比较危险而拒绝参与，或者是在电话中答应参与但却一直没有出现，最后召集过来的工友只有四五位。在向三元里派出所进发的时候，虽然孟晗等工人代表一直在强必须共同进退而不能有掉队，但大家还是零零散散的。距派出所不足500米的距离，工人们却用了30余分钟。队伍在途中停顿了三次，用以等待后面掉队的工友，但队伍最终还是很难保持集体进发的状态。
到达三元里派出所之后，由孟晗等工人代表首先前往与警察交流。在交流中，大家感觉到此次三元里派出所的态度较第一次留置全体罢工工人之时温和了许多。警察告知工友，派出所这次出动了80余名警力，需要向上面出具详细的报告。所以，要等被留置的8位工人全部做完笔录之后，才能将他们放出来。工人们也看到了医院保卫科的张科长随同樊院长一同前来做笔录，这让工人们心里得到了些许平衡。他们认为，三元里派出所的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意让医院方面与罢工工人们一起共同承担此次大规模出警的责任。而在第一次全体工友被留置之时，警察是将全部的过错都推向了维权工人。
在当晚11：00全部工友录完笔录之后，三元里派出所继续留置了这8位罢工工人。次日凌晨3:00，两位护工阿姨在派出所生病昏蹶。警察将其中一位护工阿姨送往医院急诊，另外一位陈红英阿姨则始终不肯出去就医。打完点滴之后，外出就诊阿姨再次被押送回派出所。余下工人则前往省总工会求助，得到对方的回答是：现在的医院罢工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医院内部事务，而是造成了极大社会影响。三元里派出所留置的依据就是罢工工人涉嫌扰乱了社会秩序，以及限制了院长等医院领导的人身自由。
5、警方恐吓维权工人签保证书，省总工会迫于压力形式介入
7月11日下午1:00，已经过了派出所留置24小时的规定时间，但8位工人并没有如同第一次前往省政府被留置24小时后放出，而是继续被关在三元里派出所。按照司法程序，公安机构在留置嫌疑犯24小时之后，要么查清事实后放出，要么向家属出具拘留所收押通告，转送拘留所。但是，三元里派出所的做法却是，留置超过24小时之后，既不放人，也不转送拘留所。这一反常举动让医院罢工工人和服务部工作人员很是疑惑。
在维权工人与省总工会联系之后，省总工会告知工人们，他们已于7月11日上午派工作人员前往医院，与院方就劳务纠纷解决一事进行沟通，并与三元里派出所举行了协调会。但是工人们对省总工会介入举动却没有多大认可，他们认为省总工会在12:00之前就已经离开，而被留置工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他们只是派两位法律援助律师过来了解一下情况，仅仅是迫于压力而出面一下”（保安孟晗）。
7月11日下午3:00，三元里派出所通知坚持留守派出所的30余名罢工工人，留置的8位工友将会被转送至拘留所。同时，他们向在场的维权工人表示，如果不想这8位工人代表被转送至拘留所，就必须让孟晗等人代表全体维权工人向派出所保证，今后不许在医院拉横幅，不许找院长，不许在门诊大楼和门诊南楼静坐。对于留置时间超过24小时，三元里派出所回应说，此次的工人集体行动限制了院长的人身自由，并且扰乱了公共秩序，属于特殊情形，因而有权延长留置时间至48小时。按照法律规定，这一情形应当是可以拘留5天的。但如果孟晗等人能够代表全体工人用书面形式答应上述条件，向派出所和医院做出相关保证，他们就可以不转送拘留所。对此，孟晗和在场的30余名工人都坚决不愿意代表全体维权工人做出这样的保证。
其后，维权工人们再次向省总工会求助。省总工会对求助的工人们回复说，在此次集体行动中他们采用的围堵医院领导出路、抱院长大腿等方式限制了他人人身自由。而省总工会已经派人到派出所进行了协调，了解了此次事件的基本情况。并告知维权工人，省总工会那边有许多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如有需要，他们可以安排律师过来协助解决此次劳资纠纷。此后，赶来派出所的律师只是与工人和警察进行了简单的交流，“说了些废话之后就离开了”（保安欧国光）。孟晗要求省总工会全面介入此次工人集体维权，省总工会则回复说，罢工中的护工、内保和外保分属三个不同的用工主体，所以不愿意代表全体工人与医院方面进行交涉。不久之后，在里面的8位被留置工人以个人名义向派出所做出了保证不静坐，不围困医院领导，不拉横幅的书面保证之后，全部被放出。他们在回医院宿舍简单的梳洗一番后，工人们在当天晚上为他们进行了接风洗尘。维权工人们以此慰藉被留置的工友，同时也再次强调了罢工工人的集体性，强化大家坚持下去的信心。
6、相关部门阻挠劳工组织介入
7月12日，医院罢工工人继续在医院门诊大楼前广场静坐。在未来的三天，罢工工人都处于一种短时间的修整状态，等待下周段律师介入和工人代表们一起与院方进行集体谈判。在此次事件发生之后，相关劳工组织已经被国保和警察等部门强行阻止其与维权工人的继续联系。据机构介绍，白云区国保和公安等部门已经和机构多位工作人员进行过交涉，他们要求工作人员提供机构介入此事的详细信息。白云区国保认为此次医院罢工事件有境外势力的加入，其依据就是劳工组织的介入以及劳工组织背后的香港基金会的资助。他们甚至认为在劳工组织的介入过程中，工作人员有挑唆工人集体行动的行为，进而强硬要求机构立即停止介入此事，不要支持罢工工人的集体行为，不要与罢工工人继续联系。对于这种无端的指责和粗暴干预，机构工作人员回应说，相关部门需要认真对待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如果机构与罢工工人没有了联系，是不是就能保证不会再有更加过激的行为？而能够确定的事实是，外界将无法保证和控制工人们的下一步集体行动了。国保部门则表示，机构目前已经无法控制罢工工人的集体行动发展趋势了，例如工人抱院长大腿、集体去省政府上访等等。白云区公安局同样要求机构不要介入此次医院工人的罢工行动，并称他们已经收集到了拘留孟晗等人的相关证据，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行动。
7、医院与维权工人首开集体谈判
7月16日，维权59天的艰辛终于迎来了与院方的第一轮谈判(院方叫会谈)，但是“说实话，工人们对此没抱多大希望”（保安孟晗）。工人代表和段律师在此日上午与医院方面进行了谈判。代表院方参与谈判的是两位处长、一位科长、两位律师以及两位保安队队长等7人。在谈判中，维权工人们陈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相关依据。对于谈判的内容，院方不愿与维权工人以书面形式订立下来，同时也未给出下次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工友们认为，这显然只是院方对工人诉求的一次摸底。虽然和预期一样，维权行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孟晗等工人对此基本满意，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医院有参与集体谈判，协商解决我们劳资纠纷的诚意”（保安孟晗）。在段律师与院方律师的激辩当中，“段律师那种社会责任感和对工人的情怀，都使我们深深折服。院方姚处长真情的、善良的、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也让我们工人有了一点宽慰。同时，我们工人集体等待着与院方展开实质性的谈判。同时，我们的工人代表第四次去了广东省总工会，希望他们能介入到里面来，尽早帮我们跟院方进行集体谈判，协商解决我们的劳资纠纷，也希望我们的领导拿出你们的诚意来”（保安孟晗）。
但第二天医院领导就对维权工人口头表示，医院不再与段律师和维权工人进行谈判了。院方借口段律师和工人代表在第一次谈判中所提出的“医院与工人之间的劳资纠纷应该由劳资双方解决”的提法，认为此次劳资纠纷是医院内部事务，所以由医院内部解决，不需要段律师等外部力量参与进来。经过维权工人们万般努力才刚刚建立起的集体谈判，就在医院的强势之下戛然而止。“医院领导今天一见到我们几个工人代表，就指着我说，他们差一点就上了我孟晗的当。他们认为我们维权工人一直在都给他们下套，让他们去钻”（保安孟晗）。
由于维权工人在7月16日递交给广东省卫生厅的《公开信》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所以，五位工人代表在7月31日再次来到广东省卫生厅。他们希望卫生厅领导能够重视他们的诉求，督促医院领导切实解决他们的劳资纠纷。此后，五位工人代表又带着60名维权工人的辛酸，再次来到广东省总工会寻求帮助。在交谈中，他们希望省总工会特别成立的“协调小组”能够代表工人集体与医院领导进行集体谈判，切实维护工人们的利益。省总工会工作人员对他们明确表示，需要等到星期五（8月2日）医院出台赔偿方案之后，省总工会才能在法律法规框架内为工人们解决诉求。
**（六）转折与分化——医院针对护工的第二份解决协议
1、医院对护工给出解决协议，维权集体寻求策略支持**
正如省总工会所回复的，医院真的在8月2日下午为维权集体给出了解决方案。医院承认了自2008年起，医院护工与康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内保与医院存在劳动关系。院方愿意根据工作年限，一次性支付护工一年2000元补偿，以及一万元的“人道主义经济补助”，并规定五日内签订该《协议书》。但并未对保安给出赔偿方案，外保甚至连证明其用工主体的书面材料都没有给出。虽然暂时还没有护工去与医院签此份《协议书》，但是大部分维权护工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她们想签协议拿钱走人的意愿。对于维权集体内部出现的严重分化，维权工人们很是焦虑。因而在下午6:00，孟晗等六位工人代表（三位保安代表和三位护工代表）就与相关劳工组织进行了一次讨论会，寻求应对策略的支持。
机构工作人员告诫工人代表，到了现阶段，他们凭着医院方面抛出的分别盖有康宁公司和医院公章的《协议书》，就基本上可以证明护工与康宁公司、内保与医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下一步就是要证明医院（康宁公司）是否构成了非法解除护工与其的劳动关系。其后我们如果再走法律程序，从2008年至今算起，按照工作年限一年补偿一个月再乘以两倍的法定补偿，以每月平均工资为2500元计算，护工们至少可以拿到27500元，而且还未包括加班费和带薪年假等经济补偿。如此一下，维权工人通过法律程序，堂堂正正拿到的经济补偿就绝对不止20000元，根本不用去理会医院方面所给出的10000元的所谓“人道主义经济补助”。“我们工人不是难民，不是在向医院乞讨，我们只是要拿回原本就属于我们工人的东西”。而现在维权工人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虽然医院对护工给出2万元的经济补偿，也承认与内保之间的劳动关系但无经济补偿方案，外保则连任何书面回复都没有。
2、迫于生存困境，护工渐生动摇
此外，到场工人代表表示，虽然现在还无护工签名，但是内部发生了很大动摇。护工代表曾艳萍在讨论之时，就一直在强调“大部分护工阿姨都想拿钱走人了，说实话，我自己也愿意拿着这两万元走人”。“在医院公布这些解决方案之前，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就是姚处长和我们护士长——和我说过，她们让我不要去维权，医院方面一定是会赔偿的，但肯定只会赔偿一点点，不会很多的”（护工曾艳萍）。
医院在今天下午出示解决方案之时，还告知全体护工会，对于那些之前签了协议走人的，医院也照样会给她们补偿。并且还特别声明，这次补偿并不是只有罢工的人才有，而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下，那些此前已经签协议而退出的护工，本来是已经拿到了医院5600余元的遣散费，现在按照医院的解决方案，又可以拿到2万元的经济补偿。所以，她们拿的钱反而比一直坚持罢工静坐的护工拿还要多。这一做法让坚持维权的护工极其不满，但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许多阿姨在听到医院的答复之后都憋屈得哭了。她们认为，医院的这些手段无疑是在对坚持集体维权的工人进行无形的打击报复。
医院没有对保安给出解决方案，而保安那边本来就是最为困难的。在维权期间，由于没有工作，年轻保安的基本生活也就成了问题。一些年轻的保安刚结婚，妻子在老家怀了孕，家庭压力自然较大。所以不少保安此前已经陆续回去上班了，有的则在外面做起了兼职。由于三元里这一带的外贸生意很多，所以张科等保安就用自己的面包车帮外地和外国商人运送货物。现在维权行动中基本上都是护工阿姨们每天坚持在门诊大楼广场前静坐，如果她们拿钱退出的话，那么此后的集体维权的规模和效果肯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但正如护工曾艳萍所描述的，“集体维权的时间太久了，过程又这么艰难，有些家庭压力大，身体又有病的护工阿姨，现在就算是只能拿到回家路费，她们也会走的”（ 护工曾艳萍）。即使在工人代表内部，三个护工代表对这份解决方案的意见也不统一，孟晗认为她们对护工阿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
许多在此前的维权行动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护工阿姨们，在获悉院方给出解决方案之后，都已经开始动摇了。“之前一直表现得比较激动，冲劲较大的陈红英阿姨，现在也是认为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她们就是好像是已经被医院洗了脑似的。陈红英阿姨在生活上一直都十分困难，她双脚和身体有病，维权期间就已经没有了工作，后来老公又跑过来照顾她，两公婆都没有了经济收入。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医药费还是由罗雅霞和工会给了一部分钱。所以她在维权行动的时候一直都比较急躁，动不动就是要死要活的。但是她现在态度也很坚定，就是医院给多少，她就拿多少走人”（护工尹宝贵）。护工代表们还认为，作为“抗非英雄”的潘秀英阿姨，由于报纸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所以医院很有可能会在潘阿姨的经济补偿上会特殊处理。所以，她很有可能会抵不住医院方面的诱惑。维权工人现在面临的困境，正如曾艳萍所说，“英雄都走了，戏还怎么演？”。工人们认为，医院的这种分化瓦解的手段实在太狠毒。先前是拉拢保安，打压护工；现在是拉拢护工，打压保安。
3、维权集体质疑省总工会与医院的合谋
让维权工人更为不解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貌似是省总工会与医院的合谋，而工人自己却全然不知。因为在医院出示解决方案之前，工人代表们去过好几次省总工会，要求他们介入。在工作人员对工人们的答复中，无意中透露了医院会在这周五，也就是今天（8月2日）给出《协议书》。工人们甚至认为，医院和省总工会在上次7月10日8位工友被留置之后，就已经制定好了解决方案。双方都知道，唯独没有告知维权工人。而一位在《南方工报》工作的记者私下也曾和机构工作人员说，在工友被留置期间，省总工会其实参与了两次工作会议。一次是当天下午在三元里派出所与医院之间的协调会，第二天上午省总工会又在另一处地方与医院进行了另一场协调会。但维权工人们只被告知了第一场协调会，对第二场协调会却全然不知。而即使是在第二次会议结束之后，省总工会和医院方面也从未告知过工人。所以，工人们据此认定，“解决方案其实早就已经制定好了，医院就是要拖到现在才告知护工，看我们够不够团结，这一切分明是省总工会与医院方面私下协商好的”（保安孟晗）。
在与会人员的梳理之下，维权工人的下一步行动是：一方面，工人代表们回去之后应当多做护工阿姨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护工们放弃签协议，继续与保安们一起采取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以医院方面给出的解决方案作为法律依据，就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现实护工们的利益诉求了。“但是，这两条途径应当是前后相替的，所以工人代表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将护工继续拉回到工人维权集体中来”。对于怎样劝说护工们不要签协议而继续留下来，在机构工作人员和在场工人代表的梳理之下，最后总结为了一下几点。其一，当初保安至少可以拿到2万多元走人，但保安最后还是没有丢下护工。护工现在也应该与保安一起坚持下来，通过集体行动来争取回集体的利益；其二，继续采取集体行动，护工们获得的利益一定是只多不少，绝对不止2万；其三，强调做人的精气神，要有尊严的劳动。
4、无力的挽留：工人们动员护工继续集体维权
医院维权工人在8月4日下午举行了第十二次全体工人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面对前天医院对护工给出的解决方案，维权工人们该如何继续集体行动？明后两天维权工人需要去省政府和广州中医药大学递交《工人意见书》，对院方给出的旨在分化维权集体、经济赔偿额度远低于工人提出的诉求、赔偿名目不妥的解决方案表示强烈不满。在此次会议上，保安和护工代表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极力动员护工不要与医院签订此份《协议书》，继续与保安一起坚持集体维权。下文是此次会议主要内容的文字整理。
孟晗：今天是我们维权工人第十二全体工人大会，那么在会议开始，请允许我用一句台词来做我们的开场白。“我们当下最重要的是改变，改变身边每个人，改变身边每件事，唯一不变的就是自己和我们的勇气，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想改变整个世界”，这就是我今天用一段电影的台词作为开场白。那么今天会议的议题有，第一个议题是集体行动，我们就围绕着这个议题，把我们前面的工作做一个总结。今天是我们工人集体维权的79天，这79天我们赢得了什么呢？首先是赢得了护工、担架工的身份，那这个身份就是从这里来的（指医院前天给出的解决方案书面说明和协议书）。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红彤彤的公章而来的，这个红彤彤的公章证明了你们担架工、护工是医院的员工。为什么说是 医院的员工呢？广州白云康宁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樊越光，而樊越光又是我们医院的院长，那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子公司，那么就证明了你们的身份。你们用了79天证明了你们的身份，很不容易啊！以前医院说你们是什么啊？说你们担架工、护工和他们那边没关系，就是散工、临时工，连医院临时工他都不承认。现在他承认了什么呢？承认了你们是医院的职工、员工，文件中说“你们由我司管理，工资由我司发放”，我司就是广州康宁有限公司。话说到这里，79天的集体行动，你们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成功就是来自这个公章。这个公章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管后面的集体行动的结果是什么，但是通过这个非常有法律效用的东西，通过劳动争议仲裁，你们是百分之百的赢，百分之百的从2008年到现在5年半的时间，你们的全部合法权益都会通过这个公章拿到手。刚才我算了一下帐，通过我早上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和相关社会人士为你们算了一笔账，这笔账是什么呢？要把你们全部的合法的权益、经济补偿拿到手，是多少呢？是145696元。（工人爆发出笑声，私下讨论开）我亲爱的护工姐妹们，14万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康宁有限公司在这5年里面侵吞了你们的权益，侵吞了你们的利益，他要付出代价。就是说有了那全部5年半工龄的拿到这么多钱，那才是合法的。
通过79天的行动，我们保安这边得到了什么呢？保安这边得到了5625元的补助金，以及按照正常的合同关系解除的两个月工资，就是那份协议，在5月29号那天对我们保安这边进行公示，通过我们5月20号之后的集体维权活动，到了在5月29号，我们从省总工会回来之后，你们可以算一下几天时间，9天时间，他们有了回应，我们保安这边有了回应，两个月额外的经济补偿工资，加上5625元补助金，就是1万2，就是通过我们9天的集体行动换回来了，但是他们用了一个很卑鄙的手段，想把我们保安和你们护工隔离开。因为他们清楚护工这边的社会影响大，他们负的责任非常大。他们只有先把保安这一块先搞定，再来忽悠你们护工。说实话，没有我们集体的力量，一旦我们保安当时退出这个战场，你们护工真的会一触即溃，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包括你们的尹宝贵，你们的陈红英，还包括一直坚持的曾艳萍，靠你们三个人行吗？靠你们几个人的能力行吗？扪心自问，肯定是做不到，医院肯定稳稳当当的把你们护工群体干掉。那就别人上班的上班了，该回家的就回家了。但是我们保安这一块没有动，首先我们保安这一块说实话，他们还是多少有点良心。吃了人的嘴软，拿了人的手软。你们护工阿姨做得非常漂亮，给他们买吃的买喝的，让他们良心过不去，所以说你们护工阿姨当时很聪明啊，把他们嘴巴堵住了，所以他们没有签署这个协议。曾经有三个人都签过那个协议，最后在我们大家的坚持之下，第二天一大早拿了回来并撕毁了这份协议，还是决定和我们护工阿姨共同的把这个集体维权的目标走完。现在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了，医院搞不定我们保安，政府和总工会的那边压力来了，包括社会各界的压力，包括广州中医药大学，包括省卫生厅，这些地方，我们都去了，如果说他们没做事也不是完全绝对的，起码一个电话打过来，哎呀，老樊啊，樊院长啊，你们这个事情要解决啊，这一个电话也是压力。那么到现在出现了问题，他们认为护工造成的社会影响加大了，想要首先解决你们护工了。所以对你们护工又出来了一个协议，就是要求你们签了这份协议，不追究医院的任何责任。具体数目还不知道，也许就是1万到2万之间，一次性全部解问题。那么我们保安兄弟这边，一直坚持走到了现在，你们呢？医院是先搞保安，搞完保安又来搞你们，你们怎么办？现在我们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集体行动的第9天，我们保安遇到了问题，在第79天，你们护工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就需要你们自己去思考，是抛弃保安而拿着一万两万回家，还是想继续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拿回你们该拿到的东西，在夺回你们尊严的同时，拿到你们该有的经济补偿。在你们的协议上有一句话，让我心里很不舒服，“人道主义精神”。他妈的，我们护工，我们保安是乞丐吗？我们需要去讨钱吗？我们需要去找医院讨吗？起码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向医院来乞讨，真正是医院给给予我们的，你们没有给，却反对来给了一个“人道主义补助“，所以说一旦拿到这个钱，尊严就没有了。我们集体行动一直走到现在已经79天，所有的利与弊，包括我们所有获得的巨大的成绩，我都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现在第二个议题，工人集体的整体诉求没有解决，我们在第一次工人大会上就已经说过，我们是一个整体，谁这不能把我们分割开。护工的诉求虽然有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医院也并没有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赔付。下面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还需不需要继续组织集体行动，拿到我们该有的合法权益，需不需要继续，怎么继续？我这两天听了多方意见，我们围绕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站起来说，该不该继续，怎么样继续？现在请我们另外一个工人代表尹宝贵，来讲一下她对这些议题的理解和看法。她讲完之后，大家可以踊跃发言，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
尹宝贵：反正我们坚持了79天了，大家都是在一起，一路这样走过来，我们感觉到大家就是一家人。我们护工这一块，包括我，包括所有人，其实都明白，能够拿到罗雅霞写的那份协议，不是光靠我们护工自己，也不是光靠哪一个人，即使是有陈红英的哭诉，也不是靠你一个。没有保安兄弟们的支持，我们护工不会有今天，不会拿下，一分钱也不会有。医院那边一直就不承认与护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即使是在7月16号和医院开始谈的时候，我们的姚处长都不承认我们与医院之间有关系。但是到了昨天和今天，罗雅霞承认了我们与康宁工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到了今天取得了这么点成绩，我们高兴是高兴，但是保安兄弟这边却什么都没有。大家都是有感情的，就比如说，曾艳萍曾经就说，老孟啊，别抛弃我们啊。那么，现在就轮到光仔来说了，艳萍啊，不要抛弃我们啊。如果说没有保安们的坚持，我们绝对是没有今天。
欧光龙：明天呢，我们是有集体活动，护工愿意继续跟着我们干，可以，我们也尊重护工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保安队呢，就是说，如果护工们拿了钱，自己觉得可以，我们也不会说什么，毕竟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天集体行动的结果。我们内部不要吵，要回到我们的大家庭里来。我们也会默默的祝福你们，我们保安兄弟也没什么，哪怕是最后一分钱也拿不到，我欧光龙也会默默的祝福你们。
马清：怎么说呢，护工阿姨们是支持也好，怎么样也好，阿姨们能够拿到钱就是有意义的，我们也非常开心了。毕竟维权时间长了，阿姨们都比较疲劳，包括我们保安兄弟们也是比较疲劳，心理上、身体上、花费上，大家都是有压力。阿姨你们要走，我们兄弟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当时我们就说了，要是阿姨们拿不到钱，我们保安兄弟们一分钱都不要拿。现在呢，阿姨们有钱可以拿，人呢，都是有压力的，包括家庭和自身身体等各方面。她们想要去拿钱，我们也不要去怪她们，也不要说对她们有什么意见，我们只能默默的祝福她们。对于维权之路，反正我个人还是坚持到底的，哪怕是最后只剩下孟晗或者只剩下欧光龙，我马清绝对会继续下去的。钱，我们肯定会要，但尊严，我们也要。我们维权79天的最后成果，首先，医院给出的第一份协议就是我们保安的成果；第二，不管阿姨们继续支持也好，还是拿钱走人也好，这都是我们的成果。这79天，我们风雨无阻，大家一心想要胜利也是成果。既然医院要用这种分化瓦解的方式把我们个个击破，我们也不能埋怨谁。毕竟79天的时间太长了，就像打仗一样，战线拉太长了，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了。我们没有钱，也就是没有工资，但是有的人需要养家糊口，有的也是有各种原因，包括我们保安队。阿姨你们也知道，我说句不吹牛的话，有的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是我们都坚持，如果阿姨们拿不到钱，我们都不许拿钱，这是我马清说的。现在，护工阿姨们拿到钱了，你们愿意走，我马晶刚拍自己胸脯说，我们保安没有一个人敢说你们的坏话，我们都会祝福你们。因为你们都不容易，都是几十岁数的人了，70多天的行动，每天从早上8:00到下午5:00，很早就要去那坐着，我们保安在这方面的纪律还是有所欠缺。但是，保安这边的兄弟，包括外保也好，内保也好，都是和阿姨们在一起。既然事情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层面了，在经济利益上面，大家都很累了，大家想走，我们也能理解，我们只有四个字：默默祝福。
孟晗：这次会议其实也不是护工走与不走的问题，护工的那2万元钱是铁板钉钉的。你今天不拿，明天不拿，后天拿也一样。这2万元钱是绝对少不了你们的。那么，我现在还是引用一句话来告诉你们：失败无处不在，人生如此绝望，这就是现实，那我们该怎么办？掉在水里，你可能不会淹死；但是呆在水里，你是绝对会被淹死。我们只有选择不停的往前走，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放弃的人，他从开始就是注定会失败的。失败并不可怕，害怕失败才是真正的可怕。我们从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我用这段台词告诉你们，就是说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但是这些胜利是需要我们从失败中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前走才能拿回来的。
在其后的自由发言环节，陈红英阿姨等人表达了自身生活所面临的极大困境，并表态希望签协议走人。与会的大部分护工阿姨也倾向于未来两天内签协议拿钱走人，但在她们的言语中也充满了对保安兄弟们的感激和愧疚，并且愿意从各自的经济补偿中拿出部分钱支持保安们的继续维权。即使护工阿姨们已经是决定拿钱走人，但最后她们还是全部赞同和保安一起明后两天再次组织集体行动，一起去省政府和广州中医药大学上访。
针对护工阿姨在医院解决方案出来后的境况，笔者在会议结束后对阳小红和尹宝贵两位护工阿姨进行了访谈。据护工阳小红介绍，医院护工集体维权最先是由叶红梅开始组织行动的。在开始的时候，叶红梅等人向每位参与维权的护工收取了30元行动经费。阳小红也是最早参与的一批，交了钱，但是却很少参与大家的活动。她解释说，主要是由于她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了家，两家的小孩需要人照顾，所以在行动初期都是在家照顾孙子。后来她在尹宝贵的鼓动下才开始真正参与到集体维权当中，一直坚持到现在，门诊楼静坐，行政楼围堵，省政府上访，大小活动基本上都是全勤。叶红梅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在医院上班的同时进行维权。后来，她就把大家收上去的钱又重新发给了大家。这后来才有孟晗和曾艳萍等工人代表继续了集体维权，叶红梅也就全心在医院工作了，基本上就没有参与护工和保安的集体维权了。而在维权行动中几位骨干工人代表当中，尹宝贵是最后参与的。在这段时间，由于维权护工和上班护工都获得了2万元一次性经济赔偿，所以叶红梅就负责代为收集上班护工从个人经济补偿中抽取一定金额，用以回报和支持尚未获得解决方案而坚持继续行动的保安。
在本次大会中，曾艳萍已经正式向大家宣布由于家庭的压力而决定退出工人代表，同时已表示会去签协议，拿钱走人。也许是害怕大家的不理解，她在会议中对于尹宝贵所主张的“保安起初没有抛弃护工，现在护工也应该不要抛弃保安”等诸如良心与情谊回归之类的话更为敏感。她不停的向工人们解释自己所面临的家庭压力，涨红着脸颊，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说家中还有两个小孩要读书，远在浙江从事早餐行业的丈夫又不断责骂她，自己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她说即使是自己已经决定了拿钱走人，但无论能否拿到现钱，就算是8月7号过后还拿不到钱，她到时候也会拿出一笔钱来支持保安兄弟们。8月7号之前的集体行动，她也会积极参加的。同时，在孟晗和尹宝贵等工友劝说护工暂时不要签协议之时，她为了博得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也不停的有点煽动意味的让护工们表态是否愿意签协议，拿钱走人。在会议的后半段，曾艳萍似乎已经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集体维权79天以来，她内心所承受的来自家庭、来自医院、来自三元里警察和地方维稳部门的巨大压力，在与阳小红的人的交谈（这只是无数次解释中某一场景而已）中宣泄而出。她奋力的解释着，试图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她想离开了，但是却不想作为一名逃兵而离开。她声泪俱下的发泄着，认为自己在这79天的维权行动中所付出的一切，大家似乎都没有看到。而自己说话又比较直率，难免顾虑较多，自己所说的那些消极却又消极的言辞又很容易得罪人。再加上对家中小孩的牵挂，忍受着丈夫的咒骂，她说自己内心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尹宝贵和阳小红觉得曾艳萍家庭的压力确实很大，但是这还是需要个人自己解决，特别是在这集体维权有可能因此而解散的关键时刻。她们认为，很多事情应该是在私底下和工人代表们说。即使是想开导或者慰藉那些想要签协议走人的护工，也不能在全体工人大会上表达。宣布自己退出工人代表以及签协议走人的决定，煽动护工们表达想要拿钱走人的想法，两位护工觉得这有点像是在暗示，甚至是在鼓动护工去签字拿钱走人，这样做的影响实在是太消极。对此，尹宝贵认为作为一名工人代表，即使有这种想法也不应该在工人大会上公开表达，因为这样对护工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她们对曾艳萍在今天会议上的表现总结为一句话，“说话还不如不说话”。
如此漫长的集体维权，生活的窘境，内心的压力，无不在考验着这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先行者。作为缺乏充足劳动关系证明的底层工人，曾艳萍和她的护工姐妹们是无力的。同时，作为一名普通的女工，无论是从生物属性，还是从文化属性上来讲，家庭的压力和身体的疾痛更是使她们的维权更加艰难。正如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国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是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主义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而在这种以阶级、性别以及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剥削形式之中，当代中国新型打工主体正在悄然形成。现在，面对着医院给出的解决方案，她们决定退出了。也许单纯是为了那2万元夹杂着人道主义的经济补偿，但笔者更愿意相信，其更主要原因却远非如此简单。基于后一原因，她们也许由于没有完成她们最后的集体维权之路而难以冠以成功之名，但是她们也曾坚持了维权。即使是遭遇了国家暴力机关的两次冲击之时，她们也没有被外力所吓退。但是，家庭压力最后似乎还是成为了女工维权之路中难以摆脱的阻力。每个维权工人所背负的多方压力，几人能懂？也许只有护工自己才能有最深的体会。她们也许不是一名优秀的甚或是合格的工人代表，但她们的离开也绝非是所谓的叛徒或忘恩负义，宽容与理解或许才能使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形成之路走得更远。笔者更愿意相信，她们无疑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底层社会维权文化生产的践行者。
**（七）最后的团结——护工的离去与保安的坚守
1、省政府信访办上访**
维权工人们对院方给出的这种回复意见，以及其分化瓦解的实质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院方总是单方面出台解决协议，从来没有同工人协商过。所以，他们决定今天（8月5日）再次去了省政府信访办上访，希望他们能够出面帮帮工人，也希望省总工会能够早点出来帮助工人与医院协商解决诉求。
在上午8:00左右，身着制服的护工和保安陆续赶来，到现场后大家依次在签到名单上签名，最终的参与人数刚好40人。其后，孟晗简要的强调了此次集体行动的纪律，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于这样的集体行动，我们维权工人们已经很有经验了，特别是在遭遇了两次被警察拘留之后，我们已经在纪律方面很有经验了”（保安孟晗）。在强调了行动纪律之后，孟晗和尹宝贵一起将针对医院解决方案的《工人意见书》送往门诊南楼医院领导手中，即给医院方面来个“先礼后宾”。工人们还是排成两条队一同前进，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的行动是保安排在前面开路，护工紧随其后。
孟晗和其他保安认为，这次的集体行动很有可能再次遭到警察和相关维稳部门的阻挠。现场护工也告诉工人代表们，昨天护工内部已有叛徒将今早的集体行动提前告诉了医院。可能是担心会再次在途中被警察用大巴押送回来，所以在没有提前告知孟晗等工人代表的情况下，已有两位护工先行乘坐的士前往了省信访办，在那等待工人集体步行前往。面对授权段律师的60人名单，即使昨天的全体工人大会也已强调今早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但来现场的也只有40人，工友们则互相戏说这刚好一车人。而那些下定决心要继续集体维权的保安们则认为，“能来40余人就很不错了，起码现场的护工阿姨还是表现得很积极的，来不来完全取决于她们自己的意愿。那些不想干的，或是立场不坚定的，趁早一刀切算了，免得这些维权不坚定的人会影响我们后面的维权行动”（保安欧光龙）。
维权工人排成两条队伍，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是拖着带病的身体，从医院门诊楼广场向省信访办进发了。原本预想着会有大批警察阻挠，但是在维权工人前往省信访办的路上却没有遭遇到任何外部阻挠。上午9点15分，维权工人们排队步行到了省信访。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工人们进入大厅休息，工人代表们则出示身份证并填写来访登记表。上午10:00左右，省信访的一位工作人员过来了，拿着维权工人们递交的材料回复说，工人应该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来办。既然医院方面已经对护工给出了解决方案，工人们要求医院方面给保安出示解决方案，就需要他们直接和医院领导沟通，或者去找白云区劳动部门。孟晗和其他维权工人则回应说，医院领导现在都不与维权工人们谈了。这位负责人只能回复说，对于维权工人的相关诉求，省信访办也无能为力，并建议工人们去相关的劳动部门反映情况。对于省信访的这种表态，工人们愤怒而无助。孟晗则当着两位省信访工作人员的面，对维权工人说，“既然信访办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就去省政府好了”，其后便带领着维权工人退出了省信访院门，直接向省政府正门进发。工作人员见状，只好用手机通知相关人员。
出来省信访办之后，工人们在省政府与孙中山纪念堂之间的绿荫大道旁稍作休整，讨论此次集体维权的下一步行动。期间，医院和工友打电话过来告知他们，医院正在让继续上班的护工去办银行卡。而按照医院出示的补偿方案，只有几千元补偿的护工就不用办了，医院会直接给她们发现金。这也让维权护工更加相信医院会对维权护工和上班护工进行同等的经济补偿，部分情绪激动的阿姨则怒气冲冲的过来，建议孟晗将大家带回医院，去找医院领导闹。护工阿姨们觉得医院这样的做法明显是在变相的打压维权工人，上班的和维权的一样多，这实在是不公平，护工们就是咽不下去这口气。护工们认为在维权的这段时间里，那些上班的护工赚了不少，有些“一对一”的陪护通过收取病人家属的陪护费，甚至一个月的工资可以有7000—8000元。她们除了照样领工资，现在还能和护工一样拿着同等的经济补偿。对此，曾艳萍说“如果知道上班的护工也能拿到这么多钱，我们维权的护工们就应该全都回去上班”。护工们认为自己维权这么久，付出了这么多，罢工期间没有工资，所以得到的经济补偿应该比那些上班的护工多。她们都觉得医院是在故意气她们。更加令人愤怒的是，那些上班的护工拿着与维权护工同等的经济补偿，不但感谢这些维权工人的巨大付出，反而觉得她们的经济补偿就是天上掉馅饼。更甚者会当着维权护工的面说一些风凉话，嘲笑她们说“早就让你们不要去闹事了”。
虽然这一次的集体上访，在途中并没有遭遇到警察阻挠，这似乎让工人们觉得有些意外。但是，在维权工人们在省政府旁的林荫大道下休息的时候，在前往省政府正门必经之路的拐角处，站立着十来位警察，时刻紧盯着工人们的一举一动。眼见工人集体久久还未离去，也未向省政府这边进发，其中四位警察过来询问。孟晗只是简单的答复他们，保证不会去省政府，只是刚才去省信访办上访完，现在在此处休息。工友们还一眼就认出了有两辆三元里派出所的警车从路旁减速经过，观察着工人们的举动。
2、七赴省总工会上访
按照在8月4日全体工人大会上的决议，今天（8月6日）全体工人们将一同前往位于大学城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找相关校领导，要求大学介入此次劳资纠纷。护工们在昨天下午回来之后，就一起去找了医院人事处的姚处长，表达了护工对医院解决方案的不满，提出维权护工应该比继续上班的护工多拿1万。姚处长则直接回应说，这种修正方案是不可能的。护工们如果有不满，可以走法律程序。其后，参与维权的护工又去了医院各科室，动员那些上班的护工拿出钱来捐助保安兄弟继续维权。她们说，如果没有保安，她们是不可能拿到这2万元的，而保安却没有得到医院任何的解决方案。他们现在坚持继续集体维权，但是部分保安，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工友，已经到了没有钱吃饭的地步了。部分上班的护工口头表示，拿出些东西感谢这些保安是非常应该的，她们会给这些继续坚持的保安们买些烟酒。维权的护工则说，买烟买酒是另一回事，现在最关键和最有效的是上班的护工应该从她们的经济补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持保安们。部分维权护工提议，如果拿到了2万元的经济补偿，就从中拿出200元。后来这200元就成为了维权护工和上班护工在拿到经济补偿之后最低的提取金额，用以支持继续集体维权的保安兄弟们。
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这两天集体行动的维权护工，现场的护工们纷纷指责其都是没有良心的，不懂得知恩图报。保安们则认为，这两天能够到现场继续和保安们一起进行集体维权的护工们都是真正的精英，能够来28个就已经很好了。对于医院为护工给出的解决方案，孟晗和其他保安认为这些都是省总工会给医院施加压力的后果。现在正值暑假，广州中医药大学那边的领导也基本上都不在大学城。所以，工人们觉得今早去大学城找学校领导的意义不大。在孟晗的倡议之下，现场的维权工人最后决定去广东省总工会，要求其介入此事，继续给医院方面施压。
上午9:25左右，我随同维权工人们一起，乘坐公交到了广东省总工会。维权工人们还是强调行动的纪律，排成两队，每五位工友给一张十元车费后，大家有序地排队上车。到达省工会之后，由其中五位工人代表前往一楼大厅东侧的省总工会信访室与省总工会接待人员交谈，其余的工友则沿着墙角席地而坐，等待着工人代表们的交涉结果。在昨天去省信访办之后，曾艳萍等护工已经明确表示这两天她们就会签字走人，对于许多维权护工来说，昨天可能就是她们参与的最后一次集体行动了，是出于一种责任与担当？还是一种铭刻于心的情谊？所以，今天到省总工会的护工比昨天的28位明显少了许多，只有十来位在继续与保安们集体行动，昔日的工人代表曾艳萍，工作资历最老的潘阿姨，以及每次集体行动中冲劲最足的陈红英阿姨，毫无意外却又难免令人失落的都没有出现在今天的集体行动当中。
上午9:39，在五位工人代表分别填好来访登记表之后，由省总工会法治办的徐主任负责接待维权工人们。工人代表们向其表达了对医院上周给出的解决方案的不满，并递交了针对于此的《工人意见书》。他们要求省总工会能够直接介入此次劳资纠纷，并且简单的向其表达了工人们最基本的利益诉求。护工们认为维权护工应该比上班护工拿到更多的经济补偿，即主张维权的护工应该比上班的护工多拿1万元。对于其他的补偿内容，由于害怕医院方面不予理睬而不敢提；保安这边则要求医院方面给出解决方案。省总工会的回复则是，他们会尽快帮助工人们与医院方面协调，但要在8月7日护工方面解决方案签订期限过了之后再介入。对于省总工会的这种毫无意义的回复，多少还是在工人们的意料之中。对于孟晗等工人代表坚持要求省总工会的介入，省总工会工作人员则不断的对护工做思想工作，迂回的劝说护工们应该签协议后拿钱走人，或者恢复在医院各科室的工作，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而不要再继续坚持集体行动了。
上午12:10，此次省总工会上访行动基本结束。在出来之后，维权工人集体在总工会正门合影。返回公交站的途中，经过旁边的省港罢工纪念馆，“罢工”一词再次引起了工人集体的共鸣，在其正门处大家再次合影。
3、维权护工愤愤不平，上班护工冷言冷语
8月7日，昨天孟晗已经和维权工人们商议，决定今早全体维权人员在门诊大楼前集合。由于今天没有安排具体的活动，所以大家都来得比较晚。维权工人们认为，内保们都比较懒，没有具体行动的时候，基本上是在9:30之后才过来，而维权集体规定的时间是每天早上8:00下来集合。等到了8:15，竟然连一位护工的身影都没有看见，这与以往的情形相差太大。在平时，护工们都是比较积极的，每天很早就会下来静坐。在之前保安这边出现了生活困难，有些年轻无积蓄的保安甚至没钱吃饭的时候，护工们纷纷捐款，建立了集体基金，规定每位保安每天最多可以拿出30元钱用作维权期间的生活费。但是这种无奈之举，却被上班的护工告知医院方面，保卫科的张科长则添油加醋的说成是维权的保安每天可以拿到30元钱“工资”。本来医院方面对维权工人已经是很有意见，这样一来更是让医院有话可说。在维权护工集体去找姚处长，要求维权护工要比上班护工多拿1万元的经济补偿之时，姚处长直接以维权工人每天还有钱可以拿为由，断然拒绝了维权护工们的诉求，这种说法让尹宝贵等护工阿姨十分愤怒。
上午9:15左右，护工们开始三三两两的聚集在了国医亭，而没有像之前那样和保安们一起在门诊大楼门口静坐。在保安这边慢慢全部到齐之后，国医亭那边也来了数十位护工。其中既有维权护工，也有一直在医院上班的护工。潘阿姨说她昨天上去科室收钱的时候，很多护工都不愿意拿出钱，一些上班的护工甚至还说这些经济补偿是她们自己应得的。维权护工们则责问她们，没有维权工人的集体行动，她们哪能拿到钱。即便如此，认为这笔钱是天上掉馅饼而不愿意拿出钱来感谢和支持保安的护工也不在少数。潘阿姨还说，她昨天下午去签字的时候，发现已有102位护工签了那份协议，维权的护工也基本上都签了。
正在这个时候，曾艳萍两眼通红的走过来，和保安哭诉是护工们连累了保安。保安们则是不停的安慰她，说他们都能理解护工们这种迫于家庭等各方压力的抉择，认为她们作为一名女性能够坚持这么久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加令人气愤的是，曾艳萍哭诉说，国医亭那边的一位一直在医院上班的护工不停的在这些维权护工面前说风凉话。还数次嘲笑说，早就让曾艳萍不要参加的，现在拿的钱还是一样多。维权护工内心本来就因为拿钱退出而颇为愧疚，同时对医院解决方案的不公平也感到愤愤不平。现在这些话更像是一把尖刀，一刀刀的刺痛着维权护工们的心。早已是泪流满面的曾艳萍说，“早知道如此，我们就应该让保安们拿了那笔经济补偿走人好了，现在也不用这么难受，上班的护工还要说这么多风凉话”。听闻之后，向来说话比较强势的潘阿姨就跑了过去，严厉制止那位阿姨的风言风语。指责这位护工忘恩负义，并说那些不知道感谢她们维权集体的人都是没有良心的。“她们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拿了这2万元，明天得个重病，出个车祸，钱就会一下没的”（护工潘秀英）。其后，五六位护工阿姨都是眼眶红润的向孟晗倾诉，哭哭啼啼的说自己签名拿了钱，是背叛了保安，多不住保安兄弟，纷纷说自己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现场的保安们也只能尽力的安慰她们，说护工阿姨们没有什么对不起保安的，护工们只要做好后面的事情就好了（指庆功宴和维权基金的收集）。
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关注与支持之下，维权工人们通过83天的坚持不懈，终于使此次集体维权出现了些许转机。但这转机来得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苦涩。以至于会让维权工人们对其难以定性，是工人集体不懈努力后的局部胜利，还是瓦解工人集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记否？在此般转机出现之前，他们再次遭遇了国家暴力机关的猛烈冲击。面对8位工友的超时留置，他们一同坚守等待，未曾屈服过。面对社会各方压力，医院最终与他们的工人代表和援助律师进行了第一轮集体谈判。在现场，律师的正气凛然，理据凿凿；在幕后，维权工人也停止了一切公开活动，以最大的诚意静候集体谈判的结果。但是，他们的弱势地位再次显现。毫无外在约束而又自知理亏的医院，却以医院内部事务需内部解决为由，拒绝了与援助律师的下一步谈判。工人们报以极大希望的集体谈判，就这样从一开始便被迫步入了尾声，留给我们的只是愤怒与不解。若是医院内部事务，那医院为何三番两次请求大批警力阻挠维权工人们理性而有序的集体行动？若是医院内部事务，维权工人们不再罢工的集体谈判难道不是解决之道？他们的目的十分简单，解决作为医院内部事务的劳资纠纷，就应当由工人与医院坐下来协商，而非简单粗暴的将劳资纠纷变味为劳政纠纷。
在社会正义与公道人心面前，医院最终给出了一份解决方案。院方承认了自2008年起，护工与康宁公司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以及内保与医院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且愿意根据工作年限，一次性支付护工一万元经济补偿，以及一万元的“人道主义经济补助”，并规定五日内签订该协议。但是对保安方面，却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外保则连证明其用工主体的书面材料都没有。此举无疑再次延续了医院企图分化瓦解维权工人集体的一贯伎俩。即使是这样，工人们依然看到了坚持82天集体行动之后的部分成果：从拉拢收买保安、不承认医院与护工之间的劳动关系，到对工人集体维权的不予理睬甚至暴力阻挠，再到在书面协议中承认护工与康宁公司自2008年起的劳动关系并给予经济补偿。但这结果却是如此的苦涩，所谓的“人道主义补助”更像是一把尖刀，一刀刀刺向了维权工人。在十年的血汗工作中已被践踏得所剩无几的劳动尊严，再次被居高堂者一刀刀切割得鲜血淋淋。
**四、别无他法：面对冷漠与打压中的以身抗争
1、工人再寻法律维权受阻 ** 8月16日，下午3:00-5:20，通过相关劳工组织工作人员的安排和协调，维权工人们开展了一次座谈会。孟晗和欧光龙两位保安作为医院维权工人代表与邀请前来的许律师和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主要咨询了余下维权保安走法律途径来实现自身诉求的可行性和胜算。最后，不出意外，此路不通。法律途径对于维权保安而言，没有丝毫优势。在讨论中，维权保安也总结了现阶段的诉求，即他们要求全部维权保安能够回医院复工，并且平等对待，禁止院方对参与维权的保安进行打击报复。同时，针对同工不同酬、拖欠加班费、要就涨工资的原有诉求，余下维权保安认为协商解决的底线应该是医院至少要给出早在6月初曾经给出的第一份解决方案。此外，对于维权3个月间的工资，保安们要求最低需要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即每个月1550元进行发放。
2、医院出示报复性协议
在护工阿姨们与院方签完协议，退出集体维权之后，医院对保安方面的打击报复变本加厉。医院在前天（8月14日）已经对内保出示了书面通告，要求内保们在今天（8月16日）下午6：00之前前往医院人事处签订解决协议，该份协议中规定，医院按照保安们的工龄，一次性一年补偿一个月作为双方协商解决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对于维权工人们的复工要求，院方认为医院现在已经没有工作岗位提供给他们。类似的解决方案则是以口头的形式通知外保。所以，现在维权保安们最担心的是，在他们走法律程序维权之前，医院方面会以旷工来定性他们严重违纪，进而将维权保安们开除。这样的话，保安们一方面担心有失去工作的风险，另一方面则担心医院此后就有了不给他们经济补偿的借口。
对于院方以没有工作岗位为由拒绝维权保安们复工的要求，工人们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医院正在推行后勤用工改革，其二是医院有意对维权工人们进行打击报复。孟晗等工友一直认为，正是由于他们此次持续90多天的集体维权使得医院的后勤改革推迟了近3个月，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院方对维权工人的憎恨心理。他们认为，医院现在推行的后勤用工改革，主要是想将保安、护工、担架工和保洁工等后勤用工全部转移到新成立的众安康公司。而该公司也是医院中一位领导和一位护士长牵头成立的，一方面是医院有意要规避今年7月份新出台劳动法中对劳务派遣的打压，另一方面则是医院在利润的驱使之下想由院方自己来承包后勤用工。此外，在部分医院保安们参与维权的时候，医院方面已经调入了许多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保安来顶替他们原有的岗位。所以，院方并不想再与保安们签订无固定期合同。对于参与维权的工人采取的是，合同到期一个就走一个的做法。即使是大部分内保已经同医院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医院还是不愿意按照规定与保安们签订无固定期合同。对此，医院在其6月初第一次给出的解决协议中规定，院方采取“n+2”的补偿办法，即只愿意一年赔偿一个月，再多给两个月的方式与保安们协商解除劳动关系。保安们认为由于没有签订第一次解决方案，现在面对着医院给出的第二次解决方案，如果签了的话，他们大概损失了12000余元。此外，加班费没有，两个月额外补偿没有，维权三个月期间的工资也没有了。但是，在余下维权保安当中，已经有3个签协议上班了。所以，维权保安们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要求医院可以提供出与第一次给出的解决协议中补偿内容基本一致的解决方案。但是医院觉得现在的维权工人在护工们退出之后明显不成规模，院方占有绝对优势，所以自然不想再给出第一次解决方案中所规定的经济补偿。
3、被逼无奈的“最后一搏”
医院已经开始分化余下维权的内保和外保。院方在和内保协商经济补偿等相关事宜之时，已经不再和孟晗谈了，而是直接和内保代表欧光龙谈。医院方面现在十分强硬的要求保安集体（上班的和维权的20位保安）全部上南楼，要么与医院签订上文中提到的院方单方面给出的协议，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要么选择不拿钱，直接走人。对于这份协议，作为派遣工的外保们由于是两年间一起走过来的兄弟，其内部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作为与医院有劳动关系的外保，都觉得自己的利益诉求应当相对较高，个人主义比较明显，所以内部意见经常是不够统一。而维权工人们觉得，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做好工友们的思想工作，在内部统一诉求，继续采取集体行动，争取动员起“最后一搏”，在星期一将此事了结。
在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孟晗决定邀请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回到三元里，和工友们分析一下现阶段情况。在酒席中工友们也开始讲起自己的人生经历。
其中一位年轻的外保陈亮，1990年出生，江西宜春人。他已在医院工作3年了，现有2个小孩，在医院的工作其实就是在赚奶粉钱。近3个月的维权行动，他没有了收入，期间数次向孟晗借钱寄回家，以给小孩买奶粉钱。孟晗的父亲原为军人出生，是一名侦查兵，在升至连长级别之后选择退伍，其后回老家做到了副局长级的位子。所以，他从小就想要当兵，其父也十分支持。但是作为家中独子，其母坚决反对，即使是将全部入伍材料准备齐全的情况下，他最终还是没有当成兵。他自己经常说，虽然没有当兵，但是却是在军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也对其日后的为人处世的性格有直接的影响。
绰号为“东北”的杨艳光，是一名内保代表，由于其来自东北故得此名。他在90多天的维权行动中一直坚守至今。在酒席中，他对众人们说，其老家母亲支持他干到底，并告诉他工人维权必须是有所付出的。虽然他们现在是维权艰难，但是可以为后面的子孙再次进行维权创造条件。孟晗等工友们认为，东北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给人一种大老实人的样子。虽然他在嘴巴上比较笨拙，但是维权决心却非常坚定。自其从5月24日加入以来，一次集体行动也没有缺勤过。孟晗对其十分信任，认为即使是自己没有去维权现场，他也一定会按要求到场的。据其介绍，他家中是兄妹二人，妹妹属于超生。后来，他家因此被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罚款了10年。其后，他母亲亲自写下了一份长达7页纸的控诉信，表达了对这些年来其家所遭受惩罚的不满，并在村委员会前，当着主任和村中相亲们的面宣读了起来。在场的人们瞬间被其感动得纷纷落泪。接着，工友们和他自己介绍说，让其维权的决心如此坚定的原因在于一次与医院人事处姚处长的交涉经历。在此次交涉中，他作为保安代表之一，要求医院补发加班费。姚处长回复说，保安方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加班费，而是值班费。如此回复简直是让东北等人当场气得吐血，回来之后，他和工友们发泄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他强奸姚处长岂不是可以说成是和她上床。孟晗对此补充得更加露骨，对于姚处长的这些毫无人性的回答，保安们对其恨之入骨，甚至恨不得将其先奸后杀，以平心中的怒火。
在2008年左右，医院还有80多名保安，基本上是每个岗位都有保安。后来，医院逐渐减少保安人数，甚至出现了13层办公楼只有一名保安值班的情况。但是如果是医院丢了东西的话，还是要从保安的工资中扣钱。保安们认为，这些年来，保卫科的张科长不断克扣他们的工资，自己中饱私囊或者用于维系其去三元里各级部门沟通关系之用。去年，陈涛在值班之时，经过耐心侦查和惊险搏斗，最终现场将医院砸车贼抓获。但是张科长在一开始却对此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后来在孟晗等人强烈要求他必须对保安队内这种好人好事加以宣传和鼓励。最后，张科长才上报医院对陈涛奖励了300元。对于张科长的管理手段和为人方式，保安们认为他们在医院工作6、7年了，张科长从来没有为保安兄弟们争取过任何利益。
欧光龙的妻子已怀孕十月，预产期是本月15日，可能就是这几天临产。但是他仍然顶着压力坚持维权，用他话说就是赚奶粉钱。他作为内保的工人代表，医院在处理内保方面之时，已经不再去找孟晗了，而是直接找他交谈。他说，在他与省总工会工作人员的数次交谈之中，都向他们严正表明过：如果医院再不出来解决问题，他很难保证自己哪一天就会拿着刀去找医院领导，捅几刀也说不定。
在场的两位女眷，对保安行动十分支持，同时也数次强调大家必须注意安全。此次会议主要是为了动员大家们发起“最后一搏”，即周一一起去南楼进行示威抗议，如果医院方面让警察介入现场，保安就用佯装跳楼。
后来经过工友们的商议，他们对于周一“最后一搏”的行动内容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致，即在周一一大早（暂定为早上5:30）,维权保安们趁着天朦朦亮就分批溜进医院，然后从3楼的儿科科室窗户中爬上玻璃挡雨板。在上面拉起红色的誓死维权横幅，以及两条宣传维权保安诉求的白色悼联。根据提前的内部分工，现场安排6名保安们挡住3楼的进出窗口，2人一组负责看守横幅和悼联，2人则在玻璃挡雨板两侧向下面围观的民众散发提前印制好的宣传单，在最大程度上让社会各界知晓维权保安们选择此举的无奈。届时与医院和警察的一切协商事宜都由孟晗出面交涉，其余保安则各司其位。如果大批警察上了3楼，并最终突破了第一条防线上6名保安的抵挡，维权保安们则全部退至玻璃挡雨板的边缘，做势跳楼，以死制止警察近身和强行带走维权保安。在行动之时，维权保安会要求医院领导在双方协商中现场订立书面协议。工友们则提前将工资卡清空，要求医院现场打钱。
8月19日，依照制定好的行动计划，十余位维权保安在早上5:30开始行动，他们分为数波，分别从门诊大楼南侧的室外电梯上3楼儿科科室，再从窗口处爬上玻璃挡雨板。其后便有了上文所描述的维权场景。虽然这最后一搏最终失败了，但是维权保安却在毫无筹码的不利情况下，动员起来奋力抗争过。并且在维权行动中极力保持克制，最大程度减少对医院医疗秩序和外部社会秩序的影响。这次集体行动吸引了大量本地媒体的前来报道，并和之前很大不一样的是，这些报道全部发布出来了。行动还引起了现场数百名群众的驻足围观，10个多小时的行动过程中，楼下几乎一直都有群众观望着、讨论着。高校学生和社会各界一直关注此事的人都进行了现场微博直播，也有人以送饭上楼等方式来支援维权保安们。
本报告作者是中山大学社会学硕士生 严国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