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前，32岁的何军令还显得雄心勃勃：“如果几百中国人一起出尖，恐怕滚蛋走人的就是SMRT的领导了……”2012年11月25日深夜，他在百度贴吧这样写道。
在这篇三千字长帖中，何军令列了六项诉求，包括底薪向马来西亚籍司机看齐，增加“花红”，公布工资、奖惩明细以及改善住宿条件等。
但最终他未能遂愿。
12月19日，包括何军令在内的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SMRT）四名中国籍公交司机，将因煽动、教唆非法罢工出庭受审。如罪名成立，何军令面临的可能是最高1年期的刑罚。
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2011年5月发布的报告估计，新加坡已经成为继日本以后中国第二大劳务输入国，约有20万名中国人在新加坡打工。而中国工人维权也逐年增加。
但是他们中的很多可能没想到，集体“请病假”、爬塔吊“以死相逼”这样中国式维权，会在新加坡处处碰壁。这是一个25年内没有任何罢工的国家。
“集体病假”？“零容忍”！
2012年11月26日，SMRT公司171名中国籍司机集体罢工，而公司全部中国籍司机为450名。
早上5：30和9点，SMRT公司两次派出管理层人员到员工宿舍协商。下午4点，SMRT副总裁张秋云和新加坡政府人力部的官员也出现在员工宿舍。张秋云允诺提高中国司机底薪25新币，但表示需要一周时间在领导层内通过。
但中国工人并未完全买账，11月27日，仍有88名司机继续请假。
然而，一天之内，事态急转直下。新加坡政府人力部当天将中国司机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罢工”，并表示对此“零容忍”。这是新加坡25年来首次罢工，中国司机也第一次听说“非法罢工”这个概念。
11月29日，何军令和其他三名中国司机被捕。两天后，29名积极罢工中国司机被吊销工作准可、遣返。同一天，包锋善以威胁资方为由被捕。汪帆回忆说，所谓“威胁”，不过是他在协商中说了句：“如果副总裁都不能拍板，谁知道一周后是什么情况？”
两天后，包锋善在庭审中迅速认罪，被判处6周监禁。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王江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分析，由于没有律师帮助，包锋善的认罪显得“莫名其妙”。“认罪不仅没有换来减刑，还将其他工人陷于不义，接下来法官更有理由重判受审的四名司机。”
惟一值得欣慰的是，四名被控司机已经得到了当地律师的援助，而新加坡的劳工维权非政府组织“客工亦重”还为他们募捐了诉讼期间的食宿费用。
没有人能想到，这样一场短暂的“罢工”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活多干了，钱少挣了”，这是SMRT中国籍司机汪帆今年的工作总结。他告诉南方周末，2012年他的收入大约是2.5万新币（约合人民币12.8万元），比去年大幅降低。
罢工在今年7月公司公布调整薪资办法时就已埋下。当月的薪资调整，作为永久雇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籍司机得到了275新币加薪，而2年合同制的中国司机只获得了75新币加薪。
雪上加霜的是今年10月最新一轮加薪，通知单上那行“中国服务长（即司机）除外”彻底引爆了中国司机的情绪。这还没考虑，中国籍司机的底薪已经被做着同样工作的马来西亚籍、新加坡籍司机远远拉开。
在接受南方周末邮件采访时，SMRT的发言人解释称，公司对短期雇用合同工（包括中国司机）不承担任何加薪的义务，而原始底薪的差距则是由于公司需要负担中国籍司机的住宿费用。
但中国司机们显然不接受这个说法。整个11月，司机们都在酝酿采取行动。终于，在24、25日两天，司机们互相通知，第二天“集体请假”。
罢工：“最严重的叛国”
“新加坡用刑诉对付停工的工人，已经侵犯了劳工的基本权利。”“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柏森12月6日在声明中称。该组织要求新加坡当局应立即撤回对四位中国籍巴士司机的控告。
不过，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新加坡受访者认为，中国司机们应该用更合理的方法宣泄不满，76%的受访者认可政府及时采取行动、避免局面失控。
“作为一个没什么自然资源的小国，我们的生存仰赖劳动力，所以我理解政府的严格法办。”25岁的新加坡自由摄影师黄俊峰告诉南方周末。
20世纪40至60年代，新加坡罢工频发。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创下了历史记录。
但1968年初，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了全部议席之后，形势不同了。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李光耀援引英国码头罢工潮导致英镑贬值事件，表示“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把他们控上法庭”。
此后，新加坡国会修改和通过了一系列法令，为罢工制定了严苛规定。公共交通、民防、火警、港口码头等“必要服务”行业的从业者需要提前14天向雇主申请，获得同意后才能合法罢工。水、气、电等行业从业者则完全无权罢工。违反上述法规者会被处以最高一年监禁和2000新币罚款。
法令立竿见影，1969年全年，新加坡的罢工事件的总数为0。
1972年，新加坡成立了由劳方、资方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就新一年的加薪等条件提出联合建议。
清华大学政治系讲师吴强认为新加坡的劳工集体谈判权不是通过工运获得，而是一种政治安排。这种劳资关系的特点体现在政权对工人运动方方面面的限制：工人在马路上停留、包围建筑、游行、静坐甚至只是宣称要罢工都可能导致罚款或监禁。
至于那些“中国特色维权”在新加坡就更加行不通。2012年12月6日，两名中国籍建筑工人在新加坡因薪资纠纷爬上六七层楼高的塔吊，事后两人因非法滞留工地和引起惊慌被逮捕。类似的事件2012已经发生了两起，两名当事的中国工人分别被处以10周和5周的监禁。
“客工”的维权困境
2012年新加坡人力部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新加坡的外籍劳动者总数达到了123.4万人，占新加坡劳动力总数的33.4%。促成和谐劳资关系的劳-资-政铁三角似乎并没能完全把这些“客工”囊括在内。
“新加坡的劳工法律以及新加坡的三方劳工体系，已经难以对付目前工业关系中的情绪。”在此次中国司机罢工的事件发生后，新加坡人民党主席罗文丽（Lina Chiam）发表声明称。
2008年7月，汪帆在缴纳了3.2万元人民币中介费后来到新加坡。从一开始，汪帆就读不懂全英文的劳动合同，索性把它留在了山东老家。
对薪金、奖惩以及加班安排有异议的时候，中国司机们通常需要从宿舍坐车3个小时到新加坡市区的公司总部投诉，这对于平时工作繁忙的司机们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公司之前提供的热线电话也常常打不通。
中国司机去政府人力部投诉的过程也并不顺利。汪帆的中国工友今年8月因追尾事故被裁退时，公司拒绝按照之前的惯例为他支付回程机票。而当这名司机去政府人力部咨询时，对方则回复称，公司裁员应该提前半个月通知员工，并补偿支付两周薪水——这些政策在公司都没有落实。
同样不受信任的还有工会。在新加坡，仅有12.5%的外籍员工加入工会，而在SMRT的中国司机中这个比例只有10%。汪帆深信由当地人主宰的工会无用，他也从未收到任何加入工会的邀请。
到最后，似乎只剩下了罢工。
汪帆介绍，2009年中国司机们曾用相同的方式迫使时任SMRT总裁的苏碧华亲自出面。那次不到一天的罢工没有惊动政府，但却为中国司机们换来了不少成果，包括公司归还扣押的护照、相当于1个月薪水的“续约奖励金”，司机们还从十人间的简易板房搬进了八人间的宿舍。
2012年5月，新加坡新捷运也发生过类似的劳资纠纷。据马来西亚华文媒体《星洲日报》报道，事后22名中国司机集体辞职。这原本是汪帆对11月26日罢工的最坏打算。
当然，此次“非法罢工”也为留下的四百多中国司机换来了加薪和住宿条件改善，包括床铺除虫、更换破损的厨房、浴室设施。SMRT公司同时承诺将在2013年租房合同期满后为中国司机安排条件更好的宿舍。公司还成立了与中国员工的沟通团队，开通了24小时热线和电子邮箱。
“SMRT不会改变在中国招工的政策。”SMRT的发言人向南方周末表示。而汪帆也对新加坡表示留恋。他希望能在明年6月合同期满前在新加坡找到更理想的工作。
他说：“在新加坡工作能存下来更多钱。”
（文中“汪帆”为化名，新加坡中国留学生尉迟敬德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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