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的人生:奔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2011年10月18日
财新讯 北京郊区有一群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们不稀罕稳定的工作,也不愿意返回故乡;他们每天被黑中介的超载面包车,载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工厂,奔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孙永飞终于出院了。这位20岁的河北小伙脱下病号服,换上条纹T恤和紧身牛仔裤,穿上尖头皮鞋。脸上一道道已结痂的粗短划伤,在他年轻的面庞上格外显眼。

“这是从鬼门关走出来的标记。”他的父亲说。孙永飞不好意思地笑起来,露出折断的门牙。

一个多月前,北京南郊马驹桥发生一起恶性车祸。16个人挤在一辆准载六人的金杯车中,与一公交车侧面相撞。金杯车上三人当场死亡,一人抢救无效身亡,两人重伤,五人轻伤。坐在车厢撞击一侧的孙永飞,脸部被碎玻璃划伤,脑部遭到严重撞击,昏迷了整整三天。

这辆班车上,全是和孙永飞一般年纪的年轻人。19、20岁,初中毕业或是高中辍读,刚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每天乘坐中介公司的车,去不同的工厂打临时工,一天约挣60元。

没人知道在马驹桥一带,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临时工。这个紧邻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乡镇,聚集了大量来京打工的外地人。按官方统计,当地外来人口将近8万,两倍于本地常住居民。但实际数量远不止于此。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85后、90后,可以轻而易举在工厂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却更愿意当临时工。

不独北京,制造业密集的东莞、广州等地,年轻的临时工也在增加。他们由工头组织,每日辗转于不同的工厂,成为企业的后备军。

 临时工经济

车祸之前,孙永飞刚到马驹桥不到一个星期。

这里是通州区与大兴区的交界处,紧邻北京南六环,是典型的京郊城乡接合部。尘灰飞扬的道路旁,是一栋又一栋灰砖堆砌的平房,劣质大喇叭放着嘈杂的音乐,油腻的小吃摊堵住人行道,满地是垃圾与横流的污水。

孙永飞在读书和打工时认识的同龄人,大多辗转集聚于此。

初中毕业后,孙永飞先在老家跟着亲戚跑了一阵货运,后在河北省内好几个城市当建筑工。今年春节一过,他独自来到北京做起了塔吊工。塔吊工是工地上的“高端”工种,工资待遇不错。但几个月前,孙永飞开的塔吊钢缆突然断裂,数吨钢筋砸向地面,虽无人员伤亡,却把孙永飞吓得半死。他决定重找工作,几经周折,来到马驹桥。

朋友们告诉他,在马驹桥,几乎所有工厂都缺人,满街都是中介,随时都可以找到活。有的工厂甚至连体检、面试都不用,找工作的中介费,则由企业埋单。

工资待遇也比前两年大幅提高,一般普工的综合工资都在每月2500元以上;一些技术岗位,如焊工,已达到3000元-5000元。

和他的朋友们一样,孙永飞不愿意去工厂做长期工。“你只要去工厂做一天就知道了。”孙永飞数落起流水线上的种种不是:基本工资太低,要挣钱只能靠超时加班,动不动就被管理人员呵斥,日复一日重复机械、毫无意义的动作,完全没有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他选择更自由的临时工。没钱了便去打工,有钱了便歇着。想干活就干活,想玩就玩。如果按照打长工的时间强度去做临时工,一个月算下来,收入差不多。

8月12日,是他第三次去打临时工。

早上6点刚过,他来到马驹桥商业街。中介提供的岗位种类繁多,覆盖全北京各行各业。除了印刷厂,最近电子厂接到紧急订单,大量招工,每天都需要上百人,到厂就直接上流水线。有服装厂要人,去给成衣剪线头,或给品牌服装换包装袋。去毛巾厂的通常要叠一整天毛巾。此外还有发传单,贴“牛皮癣”……这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报价不高,一天能挣60元到70元。

也有复杂一些的。如去家具厂搬木料,到快递公司送快递,给物流公司做搬运,到绿化队挖坑植树。甚至还有强拆——一个工友说,中介告诉他就是做拆迁,没想到要拆的房子里面还有人,他们一人领一面盾牌和一根棍子,把人赶出来后便开始拆房。这些岗位工资相对较高,但普遍不超过100元一天。

工人们每天早上把身份证押给中介,由中介或工厂派车,统一送到工厂。工作十个小时,再加上午饭和晚饭各一小时,整整12个小时后,又被送回中介公司门口,由中介发放工资、退还身份证。

对企业而言,招用临时工更加便宜,省去了社会保险和经济补偿金等支出。尤其对于电子加工厂等以订单型经济为主的企业,使用临时工也更加灵活。

即便如此,在用工荒大背景下,大多数工厂还是倾向于招长期工。

“就算是最简单的岗位,也有一个上手、熟练的过程。每天都来不同的人,都要重新教一遍,这也是成本呀!”一家印刷厂的人事主管表示,当前之所以大规模招用临时工,更多的原因还是长期工招不上来。即便是临时工,工厂对十天一结、一个月一结的工人也开出了更高的工资——例如在某一电子厂,一天一结是每天70元,而一个月一结则是每天一百元。

可惜,“长工就是没几个人来问,几乎全是来找日工的。”一个中介老板说,明明做长工有保障、挣钱多,“他们就是不愿干,不知道现在的小孩怎么想的”。

 黑中介灰色生存

孙永飞也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

不管是在建筑工地还是在餐馆打工,从来没有谁和他签过劳动合同。至于每月要从工资里扣社会保险费,在他看来更是多余。他只求每晚能结清工资。按他的方法算下来,当临时工收入并不比上流水线做长期工差。

介绍临时工的中介数不胜数。整个马驹桥地区有近百家中介,其中只有七家有相应资质。其他“黑中介”大多是家庭作坊,老板们在自家临街的铺面上,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雇佣一两个外地来打工的年轻人,便招揽工人。有的中介挂着劳务公司的名头,有的写着家政公司或是信息咨询公司,有的干脆什么都没有,一侧用作小卖部,另一侧用来招工。

每年春节前后,通州、大兴及市级政府部门都会对这些黑中介们“联合执法”。查封铺面,扯掉招牌,抱走灯箱。但第二天,黑中介们就撕开封条,收拾房间,又重新开张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的人天天守在那里。人手不够,执法力度有限。”通州区劳动部门一位官员说。

即便政府部门时不时突击执法,但在旺盛的用工需求下,黑中介的生意竟越做越大。开发区里的工厂,依然以订单经济为主,用工流动性极大。加之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企业人事部门难以直接招到足够的工人。这些大型工厂往往与正规的劳务派遣商合作,由后者负责招募工人。劳务派遣商会把任务分解,最后层层转包分包,便到了黑中介的手上。

“我们这儿位置好,北边全是工厂,南边全是工人,北京没有第二个地儿招人比我们快。”一个黑中介老板如是说。

工人与中介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为了一些好的岗位,一些年轻人会和中介打得火热;中介为了招工,也会给经常帮他们拉人的年轻人一些小恩小惠。

还有中介一边招工,一边顺道组织卖血。

据工友们介绍,此前一个月左右,商业街上不少中介都打出献血的招牌,和招工的黄色海报放在一起。中介将工友们组织到通州某医院“献血”,每“献”200毫升血,可以拿到160块钱和50块钱的电话充值卡。

不管是招工还是“献血”,中介老板都从中抽钱,工人们看得一清二楚。据一位在中介打过工的年轻工人介绍,每介绍一个临时工,中介可从中得30元。临时工的岗位名实不符,到了工厂又被“倒卖”、或者拖欠工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工人们对付的办法无非是用脚投票。哪家提供的岗位好,哪家工资结得高,哪家中介就能招募到工人。

事实上,这些中介扮演的,更像是劳务派遣公司的角色。在法律上,对于企业一些“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可以由劳务派遣公司派出工人担当。劳务派遣公司应该与工人订立合同,并为他们购买保险。

不过,这些年轻的临时工,什么都没有。他们处于完全灰色的用工地带。从劳动安全到工资支付,各个环节风险潜伏。但他们自己却并不在乎。

没有未来

直到孙永飞8月12日挤进那辆仅能乘坐六人的小面包车,他从未意识到可能有的风险。

这样的金杯车在马驹桥极为常见。中介们大部分都自备这样的“班车”。也有的租用“黑车”运送工人上下班。大多都是6到8个座的小面包车。

面包车里的第一排座椅被放平,六个女孩挤着坐成一圈;第二排的座椅被拆掉,年轻人蜷着腿挤坐成团。孙永飞在左后轮胎凸起的地方捡了个座。8人座的金杯车里,甚至可以挤进30个人。

金杯车驶上南六环,向大兴开去。它要在七点前把工人都送到工厂。6点45分,金杯车自东向西,行至马驹桥一号桥下。一辆空载的342路公交车,从六环南侧辅路由西向北左转,直撞在金杯车左侧。

公交车被认定负主要责任,公交公司为伤员们支付了医药费,并在出院时,和伤者一一协商赔偿数额。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是金杯车负主要责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孙永飞说。第一次打临时工就遭遇车祸的李丽,右侧身体多处骨折,至今还不能坐立。事故之后,她弟弟曾去商业街找过那家黑中介,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场车祸对马驹桥的黑中介们却毫无影响。事发一个月后,当地的中介依然使用超载“班车”接送工人。

政府部门并非不知道此类安全隐患存在。

通州区劳动部门一名官员坦言,临时工确实缺乏保障,但对这种灰色的用工模式,法律也没有明确规范。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在马驹桥商业街街头。他们知道不可能打一辈子临时工,可从来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人生应该怎样去规划。

孙永飞的爸爸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打临时工。他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大半辈子活,挣到足够的钱,给儿子修了新房子,希望他在老家踏踏实实做点小生意,“农村留不住年轻人。” 他说。

马驹桥有太多孙永飞这样的年轻人。不用打工的时候,一些人喜欢窝在出租屋,没日没夜地看肥皂剧和玄幻小说;有的在村头打台球、泡网吧;手头有些钱时,他们也会邀约去镇上唱歌、蹦迪、溜冰、喝酒。

秋季开学,在学生返校、部分工人返乡秋收等因素作用下,马驹桥临时工的工资还在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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