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趋成熟的中国工运

1988年,当全世界都对中国工人未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而备感失望,讨论无产阶级局限性成为学界潮流时,美国政治学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她的著作《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写道,「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然而,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为。」

工人代表林叶在介绍维权经验

20多年过去,中国工人在人们眼中的形象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教育水平低、收入微薄、权利意识淡薄、缺乏组织、一盘散沙。人们往往觉得他们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受害者和牺牲者,却很少有人留意到,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劳工 NGO 的推动,这个群体正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

准备:「信任是一切的基础」

2013年11月17日,广州联盛模具厂工人代表林叶特地从乡下赶到了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受邀为其他工厂的工友、学者和NGO工作者等分享自己的维权经验。一个多月前,他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密切配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带领该厂93名工人与资方进行了长达70天的抗争,最终结束了该厂二十多年辞工「零赔偿」的历史。

「这次取得胜利是与工友们的团结和『打工族』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林叶介绍,「在维权过程中资方一直在对我们进行分化、收买,而政府派出的工作组不但没有保持中立,还给我们每个工人打电话,甚至上门做工作,让我们一个一个与资方谈判,千方百计阻挠我们进行集体谈判。但在海哥(陈辉海,打工族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始终团结一致,没有落下一个人。经历过七十天的风风雨雨,我们最终获得成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

这次集体维权起因是资方用工歧视和变相裁员。据工人介绍,联盛模具厂于1985年在香港成立,1993年在广州番禺榄核镇自建厂房,2000年之前是亚洲最大的注塑模具生产商之一。从2007年开始,虽然国家多次调整最低工资的标准,但资方总是想尽办法,在没有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让工人的整体工资始终没有变。同时,公司还存在用工歧视的问题,许多不听话的工人被安排去做较难做的模具,而简单的模具则分给听话的工人做,而每件模具的工资单价都是一样的。今年5月,工厂又实行了承包制,模具价格都由包工头单方面决定,价格非常不透明。而在实行这一制度之前,工人对此完全不知情,种种因素都引发了工人们强烈不满。

今年6月底,约300名工人向厂方询问工资与津贴变动的问题,但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随即引发了首次罢工。而从此次罢工一开始,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顾问陈辉海就介入行动,为工人们出谋划策,使得整个维权行动理性而克制,最终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解决,取得了劳、资、政三方共赢的效果。

据陈辉海介绍,这次维权的历程绝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在维权行动的后期,参与人数从最多时的126位减少到93位,也有工人代表想到过放弃,但最终大多数工人和工人代表都顶着多重压力坚持了下来。

「联盛厂工友间的团结和彼此的互信是这次行动能够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无论工友与工友间,还是我们与工友间,信任是一切的基础!」陈辉海说,从今年3月开始,「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就通过协助工人们追讨住房公积金,取得了工友们的信任,工人们也在其中看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同时,行动中也涌现出一批敢于出面为工友们争权利的工人领袖。这些因素都为后来的集体维权行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海哥那时候经常给我们进行培训,并且走访我们的家庭,让家人能够理解我们所做的事。」一位工人代表说,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他们能够将维权行动坚持下去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感到很绝望,觉得这次行动根本不可能成功,那时还有传言说,老板要拿两个亿整死我们。多亏了妻子的支持和海哥的鼓励,才让我最后能坚持到底。」

工人代表林叶介绍,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工人与劳工NGO组织间彼此互信的关系,才能让双方在此次行动中密切配合,「我们遇到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海哥。有一次几位工友在派出所遭到殴打,我们和海哥一直打电话到凌晨,他帮我们向市公安局投诉,最后几名被拘留的工人都顺利回家。」

行动:「核心策略就是确保良性互动」

在建立了彼此互信的关系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与联盛工人代表和工友们一起商议制定了维权行动的步骤和策略。工人们先是推选出了六位工人代表,明确了工人代表的权利与责任,又提出了包括要求同工同酬、反对克扣工资等在内的十项基本诉求,并以「反对用工歧视、反对变相裁员、反对克扣工资」作为此次行动的口号。

而最为关键的,是此次维权行动的整体策略,如果策略出现偏差,很可能导致「一着棋错,满盘皆输」的局面。在与工人代表进行详细的讨论后,陈辉海为此次行动确定了理性、和平和克制的策略,「核心策略就是确保良性互动。我们并不是想要泄愤或是让资方、政府难堪,我们所有的诉求都有法可依,就是希望资方能够依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而对于政府工作组,我们也要尽力团结,希望他们能够站在我们的一边,迫使资方来到谈判桌前,以集体谈判的方式解决纠纷。只有这样,才能让工人利益最大化。」

在罢工行动中,工人们也依照这样的策略,并没有采取堵路、影响工厂生产秩序等较激烈的行为进行抗争,甚至在一位厂方高层动手殴打了游行中的工人时,其他工人也没有采取暴力行动,而是将这位高层团团围住,质询其为何打人,并打电话报警,运用合法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我始终和工人们强调,我们一定不能动手,一定不要进行过激的抗议行动,因为资方就是想要激怒我们,一旦我们中了他们的圈套,就给了他们打击报复我们的把柄。」陈辉海说,「一切行动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求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和平解决劳资纠纷。而一切行动都必须引导事件朝良性互动方向发展。哪怕对方再过分,我们都要保持克制和理性。」

工人代表们对于这个策略也尤为认同,「硬碰硬,我们肯定斗不过资方。」一位工人代表坦言,「只有通过这种理性、合法的途径维权,我们才占理,才有可能让资方与我们谈判。」

除了正确的维权策略,工人的团结一致也是这次行动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陈辉海介绍,资方一直在对工人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而政府派出的工作组也没有保持中立,甚至配合资方对工人进行劝说。「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先是发布《警告信》,威胁将采访法律行动对付罢工工人;后来又要求与罢工工人单个进行谈判,拒绝集体谈判,企图各个击破。」陈辉海说,「甚至有当地黑社会人员找到工人代表进行威胁,但工人们始终团结一致,并没有在威胁和利诱前低头,还是顶着巨大压力,将维权行动坚持到胜利。」

在工人们团结一致的坚持下,资方终于在今年10月10日与工人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并同意按照前一年内最高月工资的70%乘以工作年数为标准,向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支付补偿金。

中国工运呼吁集体谈判制度

联盛工人们的罢工并非个案。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群体性事件地图」显示,仅2013年10月就发生了52起工人群体性事件。而这个地图所能统计的,也仅仅是中国工人罢工行动的一部分,许多未被曝光的罢工事件每天都在中国各地发生。越来越多的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此同时,中国工人们的阶级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从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出发,通过团结一致、集体行动、理性维权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

「中国工人运动正在日趋走向成熟。」中国劳工通讯项目总监蔡崇国表示,「近两年来工人们的维权行动诉求越来越明确、行为越来越克制、凝聚力也越来越强。而像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这样的劳工NGO的积极介入案件,培训工人代表,制定维权策略,同时在微博上传播案件,工人的每一步行动都让外界知道。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的工人运动越来越成熟,工人们越来越懂得怎样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联盛集体维权事件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和多位工人代表、劳工NGO工作人员和劳工维权律师等处于劳资纠纷解决一线人士,联合发布了《劳资集体谈判守则》,希望通过集体谈判这一机制,让劳资双方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利益相关的事项进行谈判,进而达成集体协议,实现劳资双赢。

「中国工人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也越来越有决心保护这些权利,绝不再是人们固有印象中的那种『受害者』的形象。」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表示,「在事件中我们看到,许多工人完全有能力制定计划、民主选举自己的代表、理性维权并与雇主展开对话,以达到自己的诉求。但同时也应看到,许多工人的诉求不一定需要通过罢工才能解决。所以,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建立一种长效稳定的集体谈判机制,以缓解紧张关系,让员工和管理层都从中受益。使中国的劳动关系从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冲突、对抗状态,逐步进入到诚信谈判、劳资共赢的局面。」

作者:中国劳工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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