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工会双向推动基层工会直选——CLB对欧姆个案的点评

2012年5月27日,深圳龙岗区日资企业欧姆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欧姆公司)工人通过“直选”产生了新一任工会主席。经过4个多小时的拉锯,来自生产线的35岁工人赵绍波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同时参与竞选的原厂工会主席李世忠,则在第一轮初选时便被淘汰出局。

就此次企业工会直选,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对媒体表示,过去,中国一些企业工会主席的产生往往不同程度受到资方影响甚至干预,选出来的工会委员和主席在员工中认可度较低,有些企业的工会有时还会受制于资方,不敢代表工人说话,难以发挥工会应有的作用。王同信透露,接下来深圳市将大力推广企业工会“直选”,企业工会主席直选将常态化。

落选的欧姆公司前任主席李世忠对于在初选阶段就被淘汰出局的结果表示“很意外,想不通是为了什么。”李世忠告诉记者,虽然之前工会工作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员工对他一直很信任,他也很有信心再次当选,最终落选他感到很遗憾。

而新当选的工会主席赵绍波则在当选后表示,虽然经验不足,在企业的层级也不高,但是对与资方打交道还是有自信的,因为新一届工会由员工自发选出,“团队的力量是庞大的”。

欧姆公司工会直选前两个月,今年3月,公司部分员工曾牵头向管理方提出加薪、提高福利待遇及重新改选工会等诉求,遭资方拒绝后,700余名员工罢工抗议。事件在市、区、街道三级工会及政府部门的介入下得以解决,员工复工。

随后,市、区总工会决定对欧姆公司工会进行改选,并决定不再像以往那样把持工会主席的提名权和决定权,而是将这些基本权利交还给工人,总工会只在选举过程中提供程序指导,以确保选举程序规范、结果合法。

4月初,在欧姆公司成立工会筹备小组,在7个车间分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各个分会委员,以及全厂共75名工会会员代表,其中基层员工65名,占87%。随后,75名代表再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14名厂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及4名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最后,在5月27日举行全体工会会员代表大会,75名会员代表选举出新一届厂工会委员和经费审查委员和工会主席。

欧姆公司为日本松下旗下企业,员工850人,成立于1995年。

本期电子报CLB将点评此次欧姆公司工会直选的意义。

问:在欧姆公司工会直选成功的个案中,工人、资方、深圳市总工会各自起了哪些作用?哪一方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答:在我国,工会直选无论对工人、总工会还是对资方,都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劳、资、总工会三方的相互理解和配合,这次欧姆公司工会的直选是不可能成功的。换句话说,这次欧姆公司工会直选成功,工人、资方和深圳市总工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我们想强调的还是工人的作用。

欧姆公司工人们在3月份的罢工静坐行动中,除了工资、福利待遇等诉求外,还提出了改组工会的要求。这一要求已经清楚表明,工人们已经明确意识到,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合理的根源,就是工会组织不能代表工人向资方争取利益。很明显,工人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法律赋予的权利,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的由工会会员民主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的权利。而将改选工会的要求在争取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通过集体行动——罢工——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更强化了选举工会这项诉求的正义性、严肃性和迫切性,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我们认为,正是因为选举工会是一揽子经济利益诉求的一部分,再加上集体行动——罢工——这种表达方式所形成的压力,才使深圳市总工会认识到工会直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下决心走出企业工会直选这一步,才使资方感受到工会谁属这一问题的不可回避性,从而撒手让出了工会这一本来就应该属于工人但却一直被资方控制的地盘儿。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当前我国的大背景,尤其是广东模式的大背景,这次罢工以及所提出的工会改选要求,也许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再有就是资方。虽然我国《工会法》规定得非常明确,工会会员直选工会主席无须得到资方同意或者认可,但在具体实践中,总工会在企业内组建工会都得征求资方同意,而资方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操作。这次欧姆公司眼看着工会主席由资方安排的做法从此将成为过去而选择接受,这一让步虽然仅是尊重了法律,但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与其它企业比起来,的确值得称赞。

另外就是深圳市总工会。可以想象,市总工会在说服资方、动员工人、指导选举的过程中,肯定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地方总工会的介入,欧姆公司资方完全有可能采取强硬手段,抵制工人选举工会的要求,而由于工人们缺少组织直选的经验,再加上心理上的恐惧,这次工会直选几乎可以肯定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过,对于总工会的介入详情,不知为什么,深圳市总工会对媒体并没有细说。其实,总工会应该把从4月初在欧姆公司成立工会筹备小组,在7个车间分会选出分会委员及75名工会会员代表,直到5月27日举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75名工会会员代表选出新一届工会委员和经费审查委员及工会主席,将这一全过程,通过媒体详细介绍出来。这样,不但可以扭转工人长期以来对工会的负面印象,提升工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可以普遍提升企业工人对于直选工会的兴趣和信心,为今后推广工会直选创造条件。

问:假如欧姆公司员工没有在3月份罢工,假如罢工要求里没有提出改组工会,深圳市总工会有没有自上而下推动工会直选的可能性?


答:从总工会的惯常做法来看,深圳市总工会自上而下在几个企业推动工会直选,是完全有可能的。算起来,改革33年间,全总自上而下启动过的“改革”、“工程”和“行动”不计其数。但是,坦率地说,把这些动作称为“花拳绣腿”并不夸张。因为,所有这些动作都不外乎两个结局,或是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无疾而终;或是产出一组连总工会干部们自己都解释不清的数字。从全总本身发展看,这些动作既没有把那一级工会改造成能够代表工人的工会,也没有使全总更有效地完成“维稳”重任,反而,在不断变化的企业劳资关系中,全总自身被迅速边缘化,沦为了面目不清的“旁观者”、“第三人”。

不难看出,总工会“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虽然能够为总工会的年度工作总结增加不少内容,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种工作模式恰恰是全总的死穴,使其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自废武功,难以在协调企业劳资关系中有所作为。

回到前面的问题上来,如果没有欧姆公司工人罢工,如果没有工人在罢工中提出改组工会的要求,欧姆公司工会直选虽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工会内部典型,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结果绝不会像已经发生的5月27日直选那样成功。这里绝不是要否定深圳市总工会在这次欧姆工会直选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是要强调,这次企业工会直选成功是总工会“自上而下”与工人集体行动“自下而上”遥相呼应的结果。

问: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在欧姆厂工会直选后对媒体表示,今年深圳将有163家千人以上企业工会到期换届,市总工会将与区、街道总工会联合指导企业工会按照工会法、工会章程的规定,通过民主选举进行换届。除了欧姆之外,目前,市总工会正在指导包括海量存储、百事可乐等曾经发生过劳资纠纷的企业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选出一个真正能够代表职工利益的企业工会。对此计划有何评价?

答:深圳市总工会在欧姆公司工会直选成功后趁热打铁,将直选在深圳市全面铺开,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基于我国工会的整体现状,以及工会和工人在现实当中的关系现状,如果能够有多一些企业工会以欧姆公司工会的直选模式展开、完成的话,将使“工会应由工人直选产生”的意识在工人当中更加深入人心,工人对企业工会的影响会更大、更直接,总工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工人的“工会权利”意识也必然随之提升。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在确定了数字目标之后,我们认为深圳市总工会不应该执著于完成这个数字目标。因为,鉴于总工会的体制惯性和工作模式惯性,过分强调数字目标,很可能使来之不易的企业工会直选最终脱离工人,变质为工会干部完成任务的过程。

前面我们提到过,欧姆公司工会直选之所以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工人自下而上的提出了诉求,在工人诉求的基础上,总工会遥相呼应,才成就了直选成功。而基于目前企业工人对总工会和企业工会普遍的负面认识,我们担心,就算是总工会来企业组织工人直选企业工会,工人的参与程度恐怕不会很积极。因为,工人参与工会选举的积极性,在正常情况下更多来自于利益诉求的相关性,而非简单的在政治意义上实现工会选举权利。相对于利益诉求,单纯政治性的实现工会选举权利对工人的吸引力要小很多。换句话说,就工资待遇跟工人们算一笔细账,大家一旦知道了自己应得的与实际所得之间的差别,参与的动力便有了。因此,除非深圳市总工会首先在这163家目标企业内,在工人中间就工资待遇算细账,然后声明将会代表工人就提高工资待遇向资方提出谈判,这时提出直选工会,大多数工人肯定会积极参与。否则,就算深圳市总工会能够完成今年在163家千人以上企业内直选工会,恐怕工人的参与程度也无法与欧姆工会直选相比。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推动企业工会直选的重点应该放在那些正在发生集体劳资纠纷的企业,尤其是那些正在发生罢工的企业。其实,深圳市总工会已经在包括海量存储和百事可乐这些曾经发生过集体劳资纠纷的企业展开工会选举。基于此,深圳市总工会也许可以将开展企业工会直选的目标调整为,总工会要积极介入发生在本市的包括罢工、停工在内的企业劳资纠纷,协助企业工人与资方达成协议,并在协议的过程中或达成协议之后,在这些企业进行工会直选。我们认为,将年内完成163个企业工会直选,调整为通过调解罢工、停工来完成所在企业工会直选,一来可以使企业工会直选有的放矢,二来能够避免工会干部为完成任务而将直选变质,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下直选出来的企业工会才有生命力,才能担起工会转型的重任。

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深圳市总工会也许更应该选择扬长避短,采取“守株待兔”策略,而非主动进攻策略。即,一旦发生罢工事件便迅速、积极地介入,协助罢工工人与资方达成协议,同时趁势直选工会。谈判过程中趁势直选工会,直选工会为了更好的完成谈判,这样直选产生的企业工会,不但能够获得工人最大程度的参与和信任,更可以将企业劳资关系带入全新阶段。

问:欧姆公司工会直选在全国有无推广的可能性?工会直选是否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

答:工会直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地方工会搞过,例如,吉林省梨树县总工会在1984年就搞过全县工厂工会干部的直选活动,90年代以来,在全总的鼓励和支持下,各地工会时不时也会搞过同类的试点。至于效果,我们最多只能从媒体上看到,某地有多少企业进行了工会直选的数字,而被选上来的工会主席是否有代表工人争取权益,则鲜见于媒体。也就是说,工会选举试点一直都在搞,但却很难看到与工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说到欧姆工会直选在全国推广的可能性,还是那句话,按照全总自下而上的惯常工作模式,如果它想推的话,绝对做得到。但我们还是要强调效果。工会直选是否成功不仅在于“选了”,更在于为什么而选,以及选出的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能否代表工人向资方争取具体的经济利益。就算是真正的一人一票直选,但如果选前没有明确的为工人争取利益的目的,选后也没有计划行动起来为工人争取利益,这样的直选,就算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意义也不大。

前面说过,欧姆公司工会直选成功的最重要标志是“在工人诉求的基础上,总工会遥相呼应”,换句话说,欧姆公司工会直选创出的是“工人自下而上争取+总工会自上而下协助”的全新模式。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各地罢工、停工事件不断发生,中央和各地政府对罢工、停工不再采取敌视态度,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欧姆公司直选工会的模式不但有可能,更有必要。

问:从全国来看,无论是工会直选还是集体谈判,深圳都已经走在了前面。截至2011年底,深圳市共签订工资集体协议4984份,覆盖企业62058家,惠及员工300.4万多人,建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超过60%。如何看待这组数据呢?

答:这堆数字基本说明不了什么,就算你问深圳市总工会,他们恐怕也说不清。不过,就这堆数字,我们却可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没有工会直选也可以达成如此多的集体协议,那为什么还要搞直选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集体协议根本没有足够的工人参与,因此不能代表和保障工人利益,也不能稳定劳资关系。其实,欧姆公司工会直选这一现实比任何数字都更能表明,深圳的确在工会直选和集体谈判两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头。而那堆数字所反映的,一是现有工会体制与工人利益无关,二是工会与企业劳资关系脱节。

就这堆数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绝不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企业工会直选以后干什么。我们的答案是:代表工人与资方就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并监督合同的落实。这听起来似乎简单,但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无论是新当选的工会委员和工会主席,还是各级总工会的干部们,几乎都没有经历过集体谈判,更不用说集体谈判的经验了。因此,我们强调,推广企业工会直选的重点最好放在已经和正在发生罢工、停工的企业,在解决罢工、停工纠纷的谈判过程中进行工会直选,直选产生的工会即时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谈判,如此集体谈判、工会直选齐头并举,既选出了工会,又锻炼了工人代表谈判的技巧,一举两得。

问:从3月份罢工到5月份工会直选,欧姆公司工人在这场劳资利益博弈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此次直选对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何重大意义?

答:欧姆公司工会直选影响之深远,远超出工会选举、工人利益和劳资矛盾的范畴!影响之一,工会长期不作为在工人心目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负面形象将得到扭转,中国工人对于工会权利的理解会更加具体和清晰,企业工人参与工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信心也将得到提升。影响之二,在我国目前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现实中,工人通过直选工会以及集体谈判解决劳资矛盾、协调劳资利益,将为缓解和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一个理性和平的路径。影响之三,“工人自下而上争取+总工会自上而下协助”的模式,打破了“好、坏”、“对、错”的二元思维,找到了民众(工人)与体制(工会)共同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合力点,也为日益紧张的官民关系打开了一条可能的和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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